邓小平十分注重塑造和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关头，他多次就我们党和国家如何维护毛泽东的形象，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坚持独立自主的形象发表重要论述，话虽不长，但意味深长，值得品味、借鉴。
直面历史，维护毛泽东的形象
如何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文革”结束之后，国内外非常关注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这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他从党和人民事业的战略高度，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实事求是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不能把好的说成坏的，也不能把坏的说成好的”；既反对“两个凡是”，又反对否定毛泽东的错误倾向，努力维护毛泽东的形象。针对有人对毛泽东的有些问题议论太重的倾向，邓小平提出要“恰如其分”，要求把那些过重的议论改过来，认为这样做才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党、整个国家的形象也比较有利。相反，如果“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当时，有些人包括一些老干部对邓小平提出的毛泽东的错误同其功绩相比微不足道的观点不理解，就此问题，邓小平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解释工作，经过多次反复，最终使党内外普遍接受了这一评价。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正确评价。邓小平反复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正确维护毛泽东的形象，成为我们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使党和国家的形象不断得以维护和发展的重要历史前提。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抛出的秘密报告大肆诋毁和败坏斯大林的形象，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1956年6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认为赫鲁晓夫这是以秘密报告为武器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世界范围内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共产党的信任危机。波兰、匈牙利出现了政治风波，意大利约有20万名党员退党。在苏联，一大批不熟悉党的革命传统和立场不坚定的青年人，就是在此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后来，这些人被称为“二十大的产儿”，他们中不少人正是日后推动苏联解体的重要力量，戈尔巴乔夫就是典型代表。如何维护党的领导人的形象，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维护还是诋毁，其结果迥然不同，邓小平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形象的宝贵经验和赫鲁晓夫别有用心地诋毁斯大林形象的反面教训永远值得牢记。
立足现实，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
引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邓小平伟大的历史贡献。在此过程中，他再三强调我们党和国家要不断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
邓小平坚决反对“两个凡是”，力主重新树立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形象。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有的同志认为这是“砍旗”“丢刀子”，指责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邓小平立场坚定，不留情面地批评这种错误观点，指出这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问题，主张“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震动了那些思想依然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的人们，也使要求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深受鼓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牢固树立党的改革开放形象的重要前提。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国外有人对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各种议论，国内也有些人随声附和，还有一些同志担心这样会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1986年底，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对这种糊涂观念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针对这种不正常状态，他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可动摇，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邓小平不但一再重申要敢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特别强调进行这一斗争的长期性。1987年，他在会见坦桑尼亚客人时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可以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树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形象的题中应有之义。总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对于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形象的思想，要予以高度重视。
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发生后，中国能否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为世人所关注，各种议论也纷纷出现。当年5月底，邓小平在同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同年9月，邓小平再一次叮嘱道：“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点请你们特别注意。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实践证明，从那时以来，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是“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在伟大的实践中不断得以强化。
对外交往，坚持独立自主的形象
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优良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形象在邓小平身上也有鲜明体现。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邓小平面对摆出一副“老子党”架势的苏共，毫不畏惧，针锋相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谈到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作用：“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你这根棍子是出名了”“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赫鲁晓夫也承认邓小平“是一个重量级拳师”，说小个子邓小平难倒了苏共的大个子苏斯洛夫。20多年后，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仍认为当时中方坚持独立自主，反对“老子党”是反得对的。
1982年，人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同邓小平会谈时提出，历史上关于香港问题的条约按国际法依然有效，1997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邓小平马上反驳道：“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否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针对撒切尔所讲的，中国一旦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邓小平的回答表现出了充分的自信：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即使发生了严重的波动，我们也能勇敢面对这个灾难，作出决策。这种掷地有声的回答，表明邓小平的坚强意志，充分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的决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国家频频对我国实施所谓制裁和遏制改革。这种严峻局面是考验邓小平的智慧和勇气、验证我们党和国家独立自主形象的试金石。邓小平曾叮嘱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所谓“独立自主”，核心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保持信心，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不信邪、不怕鬼”，就是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绝不向欺侮我们的国家和势力示弱、低头。同时，对于国际形势，邓小平要求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国际局势果然如邓小平所预判的那样，西方国家不久就相继解除了对中国的无理制裁，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继续昭示着光明的前景和希望。
回望历史，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形象的注重与维护，折射出他深邃的历史智慧和政治眼光。走向未来，我们后来人更应该时时处处塑造好、维护好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以更加豪迈、自信的步伐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李朝阳）
（摘自《党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