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使劲往小锅炉中加煤，好让洗澡水快点烧好。奶奶往锅里倒了好多的油哟，铁锅碰着铁勺当当作响，也不知道要做多少菜。妈妈把我带回的所有衣物统统都给洗了，再放到开水中又烫又煮，说是怕我带回虱子。唉，大姐刚刚给我织好、千里迢迢用邮包寄来的一件漂漂亮亮的蓝绿色的毛衣，经开水这么一煮，可就全完了，不但颜色淡得发白，而且缩得又紧又短，真让人心痛。
洗过澡，换上妈妈的衣服，我可真正是焕然一新。又吃到奶奶做的饭啦，真香真香。爸爸、妈妈、奶奶和我，一人一方，围坐在小方桌边，他们连筷子都没怎么动，光看着我一个人吃啦。
我一回家，闹得鸡犬不宁的这点乱哄哄的气氛，到了晚饭后，总算消停了下来。我们一家人回到起居室，我紧紧地挨着妈妈坐着，他们问我答，我问他们答。几年没见的话，真想一下子全都说完；几年没见的问题，也想一下子全都问完。他们问我离开北京后在陕北插队的生活，知道老乡对我很好而由衷地高兴。听说我自学针灸，半夜还去给人扎针，妈妈急得不得了，不断地警告我要注意安全。奶奶听着我吹嘘学会了擀面条而且技术高超，摇着头一点儿也不相信。我告诉他们，我们队里只有我一个北京插队学生，我们那个队在陕北算是富的，年成好的话，一个工（一个壮劳力劳动一天）可以挣一毛二三。爸爸边听边皱着眉头。妈妈告诉我，邓林和邓楠没请准假，现在回不来。飞飞应该能够回来，已请江西省革委会帮助和山西方面联系了，但他也不写封信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家。朴方还在北京三0一医院，不知病情能不能好转。至于他们自己，来江西后一切都好，只是担心孩子们。奶奶则向我投诉，说你爸爸妈妈太节省了，不让买肉也不吃肉，就是要留着给你们防个万一。还好，养了几只下蛋的母鸡，每天能吃个鸡蛋，不然每天要去工厂劳动，家里的活儿也不轻，身体坏了怎么行？爸爸笑着说，怎么不行？来江西以后我比在北京的时候还胖了呢！
我们在明亮柔和的灯下，聊呀聊呀聊个不停。夜越深，声越低，但话却说也说不完。我坐在妈妈身旁，摸着她身上穿的奶奶来江西后新做的厚棉袄，软软的，暖暖的。听着她们说话，好像是音乐，好像是梦境，乍来时的亢奋转换成了一种绵绵的适意。陕北的黄土高原，七天七夜的火车汽车，都似已变成了遥远的记忆，飞向了天边。
晚上，和奶奶挤着躺在一个床上，盖着刚刚晒过的闻起来还有太阳光味道的被子，窗外无风无雨无声无息，一会儿不到，我就梦里去也！
第20章飞飞回来啦
没有节日的鞭炮，没有过年的喧闹，我们一家人同样高高兴兴地吃了年夜饭，安安静静地送走了1969年，安安静静地迎来了1970年。
进入三九后，南方的冬天真正来临了。
南方的冬天可真冷啊。这种冷，不是北方那种漫天白雪、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痛痛快快的冷，而是一种阴湿的、透骨寒心的、室内室外一样的、无以缓解的冷。北方的冬天，外面再冷，屋里总能取暖，哪怕是个小小的煤球炉子。而在南方，屋里屋外一样冷，如果太阳出来，屋里就比屋外还要冷。我们从来没有盖过这么厚的被子，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厚的棉衣棉裤棉鞋，结果一个个的手脚还都生了冻疮。早上起来，对着窗中射进的阳光，可以看到嘴里呼出的白气。想喝口水吧，杯子里的白开水也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白天，最盼出太阳，这样就可以跑到院子里的阳光下，把周身上下晒一个够。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生起小炭火盆，感受这微弱的却是唯一的热量。南方的冬天，可真不好过呀。
在北方住久了的人，实在难以适应南方的冬冷。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多穿再多穿。只有爸爸和我们不同。他对付寒冷的办法，是“以冷制冷”，每天坚持用冷水擦澡。其实，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在战争年代，就一直保持着洗冷水澡的习惯。年轻的时候，是提着一桶冷水，一下子从头浇下来。现在快七十岁了，不能再用冷水浇了，就改用毛巾浸上冷水擦。每次他都使劲地擦，把身上擦得红红的。擦完之后，不但周身发热，而且精神爽朗。他说：“我冬天洗冷水澡，就不怕冷，还可以提高身体抵抗力，可以预防感冒不生病。”他还劝我们大家都来试试。爸爸自己洗冷水澡，我们不反对，但是要让我们洗，我们可没有这个胆量。要知道，晚上脱了衣服去钻冰冷的被窝都还需要点勇气呢，更不要说用冷水擦澡了。我们一致称赞爸爸勇气可嘉，但绝没人响应他的倡议。
1月初，飞飞回来了。省革委会的人从南昌把他送到步校，使全家人都意外地惊喜了一番。两年多前，从中南海被赶出来的时候，飞飞只有十六岁，人瘦瘦的，个子也不高。可今天出现在父母面前的，却是一个高高大大道道地地的男子汉。
不过，这个“男子汉”，也实在让人不忍目睹。脸上黑黢黢的，沾着汗渍土痕。身上一件旧军棉袄，又破又脏，四处开花，还用一根草绳横腰一扎。脚上一双破棉鞋，沾满了泥灰，鞋帮和鞋底一副要分家的样子。肩上斜背个军用小挎包，松松垮垮空空荡荡，还破了好几个洞。
妈妈看见儿子喜极而泣，但在高兴的同时，冷静而坚决地让他把所有的脏衣服脱在大门外面，直到彻底清理之后，才让飞飞进屋坐下。奶奶让我把收藏起来的苹果拿出来。我问飞飞：“吃几个？”飞飞说：“先来五个吧！”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递，飞飞一个接一个地吃，最后一数，他一口气竟然吃了十二个。
我们围着他，七嘴八舌地审问：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1月份了才回家？原来，飞飞和几个同学盘算，别人都去“大串联”过，他们却没赶上，哪儿也没去过，不如趁农闲之时游历一下几大名山。他和三个同学，从山西忻县插队的地方出来后，就去了五台山、华山、泰山。他们背着一个小挎包，就跑了这么一大圈。妈妈问：“你们哪来的钱？”飞飞不以为然地答道：“嘿！要什么钱呀！从村里出来的时候，身上就这么点儿钱，我们把钱好好地藏了起来。我把十块钱拿小塑料布包起来，然后烙到玉米面的大饼子里。看，这不在这儿呢！”我们掰开那个石头一样硬的饼子，一张叠了又叠的十元钞票，还真的在里面呢。“我们穷学生没钱，谁也不买票。反正外面乱得很，混车可容易呢。我们从一个站混上火车，看见查票的就躲，实在躲不过了，就说没钱，不信搜吧，搜也搜不出来。有一个同学把钱藏在鞋垫下面，搜的人看身上没有，就让他脱鞋，把他吓了一跳。结果人家拿起鞋来，一看又脏又臭，赶紧扔了，还是没有搜走。没买票，让我们下车就下车，下车后，等到下一班车再混上去。就这么一站站的，逛了一大圈。串联的时候我们太小，没赶上，这次可把祖国的名山大川给游够啦。大家分手各自回家后，我到江西。一到江西的九江，可就惨了。江西到处都是工人纠察队，秩序比别的省好多了，我让纠察队抓起来还关了起来，说像我这样混车票的，要劳动，挣够了车票钱才让走。结果在一个看守所里我干了一个星期的活儿。幸好离家不远了，花了几块钱就到南昌啦。在南昌，我实在太累了，在公园里一个长凳上一躺下就睡着了。要在别的地方，根本没人管，可在这儿，又被工人纠察队给抓起来了。我说我要到省革委会找人，他们看我这个样子根本就不相信，结果问了省革委会是真的，才把我给放了。”
飞飞一边吃苹果，一边眉飞色舞地说，很有些得意之色。我在一旁添油加醋，羡慕不已地说：“我一个女孩儿，走这么远的路，可不敢这么干呀。就那么点儿钱，还得老老实实买车票，都花了，真不值！”接着我和飞飞又大讲起来，什么地方武斗啦，什么地方造反派连枪连装甲车都用上啦，什么地方插队学生没吃的饿得去抢老乡的面呀馍呀。这些事儿，对于我们这些在外面“闯荡江湖”的插队学生来说，实在是说怪不怪，司空见惯。
我们说起来兴致勃勃，洋洋得意，没注意到在一旁的妈妈和奶奶听得目瞪口呆。要知道，“文革”以来，他们一直被关着，虽然知道外面“造反”“闹革命”，知道有派性有武斗，但那种全面的社会大混乱，他们既没亲眼见过，也从没听人说过。在他们心里，还是“文革”前的印象和观念，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这么多无法无天的事儿，离他们能够接受的程度，实在太远太远。爸爸一直没吭气儿。我们说完了，侃完了，终于歇口气儿的时候，他认真而且严肃地说了一句：“你们知道，你们说的都是一些很坏的议论！”
听爸爸一骂，我和飞飞刚才那股子滔滔不绝的劲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们两个人转脸相对，吐了一下舌头，噎回去了。
要知道，爸爸和妈妈一直处于禁锢之中，到江西来后，与工厂这个唯一与外界的接触中，也不能随意与人交谈。我回来以后，为了让他们高兴，也尽是说些让他们开心放心的事儿。几年中间，凡是那些烦恼、伤心、能令他们不愉快的事情，凡是那些我们经历过和忍受过的批判、唾骂、侮辱，甚至饥饿，一概不忍心向他们诉说。
“文革”已经两年多了，父亲已经被批判，已经被打倒，已经成了“罪孽深重”的“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了一辈子的老革命者，他的信念，始终是神圣的；他的心，始终是纯粹的。凭着良知和信念，他绝对不会，也绝对不可能想象得到，被“文革”的狂涛涤荡过的中国，早已为疯狂、罪恶和无法无天的混乱交相肆虐。
我和飞飞不再只顾高兴瞎胡闹了，从头讲起，把“文革”以来最疯狂、最丑恶、最残酷的事实真相和盘托出。
我们告诉他们，除他们知道的人外，中央和全国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差不多都已被打倒被罢官，有的被揪斗，有的被抄家，有的被“群众专政”，有的被关进牛棚，有的下放干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在我们认识的人中，吴晗夫妇、薄一波的夫人胡明阿姨、李井泉的夫人萧里阿姨、刘澜涛的夫人刘素菲阿姨、刘少奇的大儿子允斌哥哥都已被迫害身亡。孩子们中，彭真家的傅亮、叶剑英家的楚梅和向真、贺龙家的鹏飞、罗瑞卿家的猛猛等都给抓起来关过监狱。许多家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文革”中产生的造反派组织已分裂成许多派别，大闹派性，闹到相互争斗，闹到进行大规模武斗，闹到军队也被迫参与，闹到真刀真枪真炮地打。江青还说“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使得武斗不断升级，最后不得不由毛主席亲自出面制止，还派了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学校——跟“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没什么区别。全国的公安、检察院、法院都砸烂了，许多工厂停工，好些地方连农村都不种地也闹起了“革命”。要说三年自然灾害困难，现在比那时可能更糟。我们插队的陕北，穷的县，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八九分钱。解放二十年了，还是人无厕所猪无圈。安塞、米脂一带有的地方一家人只有一条棉裤一床棉被。平时吃糠咽菜不算什么，春天一到就没粮了，国家每年都要发两次救济粮和一次救济款。现在是“天下大乱”，谁还管生产什么的呀，不让人饿死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慢慢地讲，父亲他们慢慢地听。“文革”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了解了，知道了，完全地明白了。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眉头紧锁。他能说什么呢？才三年的时间，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这样意想不到的变化。才三年的时间，就把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努力艰苦奋斗而得来的经济好转的大好局面完全摧毁。才三年的时间，党的组织、各级政权、各级党政领导统统被冲垮打倒。我们千百万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干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党率领人民群众千辛万苦打下江山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全国人民用十多年的时间不辞辛勤地劳动、创造、建设和不断地探索到底又是为了什么？难道用毕生的理想和追求、用鲜血和生命、用辛勤和汗水，换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疯狂无序和恶人当道的混乱世界吗？父亲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有责任感的老共产党员，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他不可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什么也不能说。在千里之遥的江西，身处羁旅与禁锢，他只能把思考和信念，深深地沉淀在心底。
不管世界怎样地变化，不管运动怎样地发展，我们一家人在江西的生活，照常进行。只是飞飞回来后，家中的欢乐，又增添了许多。
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飞飞拿出小儿子的架势，故意耍活宝。一会儿说：“哎呀，妈妈，咱们家的地板比我们队里的炕还干净呀！”说着就真的一翻身睡在了地下。一会儿又把那根草绳拿出来，系在腰上，还满口学着山西话，怪腔怪调的。一会儿说：“家里的力气活我全包了！”然后便拿起湿溜溜的拖把挥舞一气，把地板拖得水汪汪的。一会儿嚷嚷着要帮着洗衣服，结果把一屋一地连他自己的一身，都弄得湿淋淋的。
看着小儿子瞎闹一气，爸爸、妈妈和奶奶从心坎儿里高兴。上午，爸妈还是照常去上班。下午在家，大家都凑在厨房里，琢磨着晚上弄点好吃的。我那个奶奶呀，做饭最香了，鱼也会烧，肉也会做，就是最普通的土豆呀青菜什么的，也能做得有滋有味。其实，爸爸也挺会做饭的，一些四川家常菜，信手炒来，又像样子又好吃。爸爸十六岁就离开了家乡，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手艺。妈妈不会做饭，只能帮忙打扇子煽火，不过做饭的理论功底却很扎实。往往是奶奶一边做饭，妈妈一边讲解，有点像现在的现场直播什么的。妈妈请工厂同车间的女工找了一点好的米酒曲子，拿回来后，奶奶把蒸好的糯米发酵做成醪糟，每天早上做醪糟鸡蛋给我们吃。
1月的南方，天气最冷。妈妈这时身体非常不好，血压经常低压一百一十，高压二百二十，加上天冷穿得又多，有时下了楼就上不了楼。晚饭以后，大家收拾停当，妈妈站在楼梯口喊一声：“拉我一把，老兄！”爸爸就会一手拉着妈妈，一手拉着楼梯扶手，两人相跟着，一步一步往上爬。飞飞有时便趁机跑过来，把腰上的草绳使劲一系，说：“妈，看我劲儿大，背你上楼！”妈妈就会笑得合不上嘴，说：“看你那个蛮样子，非把我的骨头背散了不成！”
由于多年的生活习惯，爸爸妈妈睡觉一直要吃安眠药。“文革”以后由于心情不好，安眠药的剂量已吃得不小。到江西来后，妈妈曾请黄干事到医院给他们找安眠药。药是找来了，但可能是怕出问题吧，黄干事给他们每天发一次，开始时还要看着他们吃。来江西一段时间后，活动增加，劳动量增加，父亲一改刚来时的瘦削和憔悴，人胖了一些，精神也好了许多，特别是孩子们回来，心情更是好了很多。从1970年1月1日起，他不吃安眠药了。这么多年的习惯居然能够改掉，对他来说，可真不容易。（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