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约四十分钟，到了工厂。在一间办公室里，罗朋向他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厂里的情况，然后就到车间。车间负责人姓陶名端缙。像当时不少工厂那样，这里按部队的连、排编制，车间主任就称排长。陶排长厚道直爽，人很和气又很心细。邓小平在他的车间里干活，他很欢迎，是真心诚意的欢迎。陶排长是一个工人，一个小小的县办工厂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人。工人，就是干活，就是要干好活。他和这个工厂里所有的工人一样，干革命、搞运动是一回事，干活、工作、养家又是一回事，而且是更加重要的一回事。在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的年代，这个工厂里，竟然没有红卫兵组织，也是少有的事。虽然也搞运动，也闹
革命，但整个工厂风平浪静，波澜不起，俨然一个小小的世外天地。陶排长心里是坦然的，什么“走资派”，来我这里干活，就和我们一样。厂里的工人们想的和陶排长也是一样的，老邓年纪大了，放把椅子，累了可以坐坐。老卓身体不好，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
安排老邓干什么活呢？这可是费了陶排长的一番心思。一开始，他想让邓干点轻活，就分配他用汽油洗一些零件。但是邓年纪大了手抖，拿不住东西，而且弯腰也困难。洗东西不行，陶排长又想安排邓干点看图纸的轻活儿，结果邓眼睛老花了看不清楚。最后，还是邓自己提出，想干一点出力气的活。陶排长问邓，用锉刀干点钳工锉点零件怎么样？邓立刻表示同意。钳工工作台在车间的一角，上面放着钳工工具。邓看见后很高兴，拿起锉刀便开始干活。陶排长一看，邓完全不像一个新手的样子。他哪里知道，早在四十年前，邓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在有名的雷诺汽车厂里干过钳工，虽时隔已久，但对这门手艺并不陌生。当听到陶排长意外的赞叹时，邓笑了笑。邓自己也没有想到，早年在法国一边干革命工作，一边学会的这门手艺，几十年后竟然在江西的这个小工厂中派上了用场。真可谓世事难料呀。
至于老卓的工作，很好安排。她身体不好，可以和女工们一起洗线圈。在电工班，一个叫程红杏的年轻女工，热情地招呼老卓坐下，一边比画着一边告诉她如何拆线圈、如何洗线圈。旁边都是年轻的小姑娘，一个个笑笑的，和她们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
在邓夫妇来厂之前，根据上面的交待，任何人不经许可，不许与他们接触。初来之时，工人们只能向邓夫妇投以好奇的目光。要知道，这些大部分来自农村的老实巴交的工人，哪见过来头这么大的人物？什么以前的领导人也好，什么
现在的大“走资派”大“黑帮”也好，他们都没见过。几天以后，工人们就习惯了。老邓和老卓，同他们一样，每天都来，每天都在一起，干着一样的活儿。没用多久，大家就都熟悉了。那些什么规定，什么好奇，也都跟着消失了。工厂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而对于邓夫妇来说，每日能和工人们在一起，远离政治的漩涡，没有标语，没有批判，没有口号，也不再孤寂。在“文革”普天之下皆混乱的情况下，在揭发批判满天飞的险境中，人与人之间，能够自然和谐地相处在一起，一起干活，一起说笑，实在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生活享受。
一开始，父母亲从步校到工厂，从大路走，要绕一个大圈子，步行差不多要四十分钟的时间，中间还要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这个路线既费时间，又不安全。罗朋、陶排长和黄干事商量了一下，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爬上工厂后墙向步校方向望去，两处之间如果能够直走，就近得多了。他们立即动手，在后土墙上开了一个小门，在工厂的后面，沿着荒坡和田埂，铺铺垫垫，修出了一条小路。从这条小路，只用二十来分钟，就可以从步校径直地走到工厂。
从此以后，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热天寒，除生病有事外，每日清晨，都可以准时地看到，父母亲二人在前，黄干事在后，通过这条田间小道，到工厂上班。在江西的三年时间内，和工人的接触，劳动的本身，成了父母亲不可缺少的、也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生活内容。
父母亲每日上午去工厂劳动，中午回家吃饭，午休以后，下午在家干些家务活儿。他们除了去工厂劳动外，不能外出，因此奶奶和妈妈便张罗着，让黄干事和战士小贺帮助买了一些锅碗瓢盆之类的炊具厨具和柴米油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以便开炉起火。院子后面，原有一个木头板子搭的仓房，正好放买来的煤和木柴。父亲找了一个大木墩子，用斧子把木头劈砍成小木条木块。再找一个硬地，用锤子把大煤块儿砸碎。他和妈妈一起，再把这些生火用的柴和煤用大竹筐装好，堆放在柴房里。冬天来到的时候，他们已准备好足够的燃料，以备烧火做饭和烧洗澡水的锅炉使用。洗衣服也有分工。妈妈洗平时穿的衣服。洗大的床单、被里的时候，父亲就帮着用清水漂洗，两人再一起拧，一起晾晒。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下午的时光就过去了。太阳的余辉把浓密的树影斜斜地投向院内，小鸟儿扑打着翅膀在树梢徘徊。简简单单吃过晚饭后，三位老人洗碗擦桌扫地，把剩下的食物放进一个装着纱窗门的碗柜，把火封好，把灯关上。一切安顿完毕，回到楼上，父亲看报纸看书，妈妈和奶奶在灯下缝缝补补，做针线活儿，每晚八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十点钟，大家散伙，准备睡觉。父亲躺下来后，还要看一个来钟头的书，然后关灯。长年以来，父母亲的生活一直很有规律，在这里，他们仍然保持了这个习惯。
这个在“文革”中被解散的步校，本已空无人用，一片萧索冷落。空荡无人的校舍门窗不全，凡遇风雨，便可听到空洞的门窗撞击之声回响不绝。天黑之后，路灯不开，四周一片漆黑。远远望去，唯有小丘之上的那座小楼，亮着淡淡的灯光。而在这最后的一盏灯光熄灭之后，偌大一个校园便陷入幽暗。月亮升起，一片银光轻轻洒落。无人声，无鸟语，无风鸣。天地之间，显现出一层更深的静寂和空灵。
父母亲和奶奶三人忙着安顿新的生活，一般没有什么事情，黄干事不到他们住的这一边来，战士小贺因为帮助买菜什么的，一天总来几次。平时没事，黄干事和小贺就在小楼门厅里的一个乒乓球台上打球。
邓小平来江西是监督劳动锻炼，不能光劳动而无监督呀。11月23日，秉承上面的旨意，黄干事上楼，让父母亲对到江西一个月来的劳动和学习写出心得体会。父亲听后，只说了一句：“有事我会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的。”说后再不发一言。黄干事讨了个没趣，讪讪而去。
是啊，转眼间，来江西一个月了，一直忙忙碌碌，安排生活和劳动的事，该给中央写封信了。
11月26日，父亲提笔给汪东兴写信。
他写道：“我们10月22日离开北京，当日到南昌，住军区招待所四天，26日移到新居，房子很好。移住后，安排了几天家务，买了些做饭的和日用的家具。11月9日，我和卓琳就开始到工厂劳动。每天上午六时半起床，七时三十五分由家动身，二十几分钟就走到工厂，在厂劳动大约三小时半，十一时半由厂回家，吃午饭后睡睡午觉，起来后读毛选（每天力求读一小时以上）和看报纸，夜间听广播，还参加一些家务劳动，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是自己做饭（主要由我的继母做，我和卓琳帮帮厨）。我们过得非常愉快。”
父亲详尽地把他来到江西后的生活一一写上。信中他说过得非常愉快，是真心话。新的生活，劳动的锻炼，与工人们的接触，无不令人耳目一新，总的来讲，心情是愉快的。
他继续写道：“我们是在新建县（南昌市属，距南昌二十余里）县办的一个拖拉机修造厂劳动。这个厂原是县里的拖拉机修理站，现扩大为修理兼制造的厂，全厂八十余人，除劳动外，还参加了两次整党会议和一次大干年终四十天的动员大会。厂里职工同志对我们很热情、很照顾，我们参加的劳动也不重，只是卓琳心脏病较前增剧，血压增高到低一百高二百，吃力一点，但她尽力每天上班。”
把生活和劳动的事情写完后，父亲在信中表示，决不辜负主席和党的关怀，决不做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事情，努力保持晚节。
最后，他写道：“因为要熟悉一下，所以过了一个月零四天才给你写第一封信，以后当隔一段时间向你作一次报告。如有必要，请将上述情形报主席副主席和党中央。”
虽然到了离京千里之遥的江西，父亲仍像在北京时一样，用通信的方式，保持和中央的一线联系。
随同这一封信，父亲另外写了一封附函。函中提出：“来江西时，因飞机超重，只带了一半东西来，还有一些衣物和书籍没有来，书籍差不多全未来，原说由火车托运，至今未到。如可能，请令有关同志查查，最好能运来，如决定留在北京，也请方便时告诉我们。”
汪东兴收到信后，送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看了。关于未到的行李等事，交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办。不久以后，所有的行李和书箱全部运到了江西。
收到行李，父亲就知道，他的信，汪东兴收到了。证明这条信息的渠道还是畅通的。
在别人的帮助下，父母亲把那几个沉甸甸的大书箱搬到楼上，撬开钉子，打开木板盖子，掀开盖在上面的报纸，一本本新旧不一的书呈现在眼前。这是多么珍贵的书呀，这是千里迢迢从北京运来的书呀。有了书，生活的内容，顿时增加了不少的色彩。
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中国文学的，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三言”“二拍”《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和诗经、唐诗、宋词、元曲，及现代作家鲁迅、巴金、老舍的作品等等；外国文学，有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大仲马、莫里哀、萧伯纳、泰戈尔、海明威等等的诸多作品；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回忆录、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当然，还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这又沉又重的几大木箱子书，真是我们的宝贝啊。在孤寂的年代，靠着读书，可以疏解寂寞，可以充实生活，可以增长知识，可以陶冶情操，可以安静心灵。父母亲都喜欢看书，在闲暇的午后，在万籁俱静的夜晚，书，陪伴着他们共度岁月。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