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周恩来在接江西省革委会电话时，原则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的安排，认为去赣州不合适，说：“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告诉程世清政委。”
总理指示得这么详细，这么具体。江西的人议来议去，左也不成右也不成，干脆，请北京来人，看看再定。
10月21日午饭后，“邓小平专案组”接到他们的上级“二办”通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会议由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王稼祥、谭震林等“专案组”的人员。王良恩说，王稼祥疏散到河南信阳，谭震林到广西桂林，“中央决定将邓小平疏散到江西南昌下放劳动，接触群众，昨天晚上周总理已经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关照过了”。并交待“专案组”负责人：“你再带上个人。任务有两条，一是安全送到，路上不能出问题；二是会同江西的同志为他们找个合适的住处，有暖气的更好。邓小平年纪大了，住处跟劳动的地方不要距离太远，远了派车不太好，步行太久或坐公共汽车也不大安全。虽然陈云和王震同志也是去江西，但他们和邓小平不一样。他们两个都上了‘九大’中央委员，一般来说还不会出什么问题。邓小平没有选上，‘文革’前又是挂过像的，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容易被人认出来，发生揪斗现象。清楚了吧？好，你们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早上八点钟赶到沙河机场上飞机。”
在中办和江西为邓小平去江西的事情忙着的时候，父母亲和大姐邓林也在抓紧收拾东西。父母亲平时的生活简单，生活用品很好收拾。但既然允许他们带书走，就要尽可能地多带点儿。他们到院子后面的大书房中去挑选，把我们家多年来珍藏的马列主义著作、历史、文学等各类书籍，一本一本挑出来，装进中办帮助做的几个大木箱子里面。他们知道，在今后的岁月里，将由这些书来陪伴那些不眠的日日夜夜。
临行前的头一天，也就是10月21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接受中央对于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做出过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
父亲知道，这次离开北京，虽然算是结束了被囚禁的状态，但在千里之外的江西，与中央和毛泽东的距离就远了。离开北京之前，他写信给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要通过汪东兴，将信息传递给毛泽东。
正如所愿，此信由汪东兴转呈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本人看到了。
第16章孤独的南行座机
1969年10月22日清晨，父母亲早早起来，与奶奶和邓林一起，上了一辆来接他们的吉普车，行李由另外的车拉。那一天，是一个阴天，天虽亮了，但仍感昏暗。阴霾之中的北京，天低低的，云厚厚的，空气中充满了深秋的寒意。
那辆载着父母亲、奶奶和邓林的简陋的吉普车，车窗紧紧地关着，厚厚的窗帘也严严实实地拉着。车子驶出中南海后，颠颠簸簸地在北京转呀转的。在车内，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凭感觉知道车子有意转来转去地绕了很多的弯。一路上大家无语。走了很长时间，车子终于停了下来。下车一看，是一个不大的军用机场。
到了机场，赶紧忙着往飞机上搬行李。飞机机组只让上了一部分行李，说是因为载重的问题。剩下的行李，主要是那几个大书箱子，不让上飞机，只好留下以后再说。
看着身边忙碌着的人们，邓林不禁怅然。朴方瘫痪在三0一医院，邓楠被学校疏散到北京郊区，毛毛和飞飞分别在陕北和山西插队，来送父母奶奶远行的，只有她一个人。到了分别的时候，邓林望着父亲、母亲和奶奶三人从一个临时架上的简陋的舷梯上了飞机。奶奶是小脚，年纪又大，上起来特别费力。到了飞机舱口，父亲回
首望了一下，似乎是想再看一眼北京。自从1966年被批判起至今三年了，他寸步没有离开过中南海，这次赴机场的路上，又被拉得严严的窗帘挡住视线，什么也看不见。此时，他想看一看北京，看一看这个住了近二十年的古城。但在视线之内，除了一个空旷的机场，什么也看不见，他回头即进了舱门。
上午九时零三分，在引擎发出的越来越大的轰鸣声中，飞机开始滑行，加速，并晃动着翅膀飞向天空，飞向那低垂而厚重的云层，渐远渐小，渐小渐远，终为云层所淹没。
这是一架老式的伊尔－14型军用飞机，机号为3287，机长李骏。起飞地点是北京沙河机场，飞行目的地是江西南昌。飞机上的乘客共有五人，除父母亲和奶奶三人外，还有负责押送的“邓小平专案组”组长和一个工作人员。飞机前部靠舱门的地方放了一张铺着褥子的折叠钢丝床，这是怕年迈的奶奶不惯乘机临时放的。妈妈与奶奶就坐在上面。床边临窗处放了一个折叠桌，父亲就坐在桌旁。“邓专案组”两人坐在机舱后部。
在没有隔音设备的机舱中，只有引擎的轰响，始终没有人说话。机组人员拎着暖水瓶，也只是用手拍拍铁皮，用动作问大家是否喝水。回答也只是摇头或摆手而已。
沉默，无语。不沉默又能说什么呢？这次离开北京，究竟是祸多还是福多？虽然是战备转移安置，但是否带有结论性处理的性质？此一南去，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北京、还能不能够再回北京？在江西的生活，与中南海的囚禁生活不会一样，但又会是什么样子？两年多的囚禁，连中南海外的北京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千里之外的江西又会是怎样的景象？可以和孩子们往来了，但是天各一方，他们生活得怎么样，能来江
西吗？
在飞往江西南昌的飞机上，即使脑海中想到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答案。“文革”的前景，国家的前途，政局的发展，都没法预料，更不要说个人的命运了。在“文革”运动的政治风云中，决定政治前景的，决定个人命运的，往往是许许多多出人预料的变数。而这些突发的、有时甚至带有闹剧色彩的变数，给个人、社会、国家所带来的，是意外，是损失，是政治的大悲剧。
飞机飞行了几个小时之后，缓缓降落在江西南昌向塘机场。
一群接机的人早已在机场等候。父亲下机后，前面所提到的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上前与他握手，自我介绍并微笑着说：“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
一声久违了的“同志”，一个久违了的微笑，开始了在江西的岁月。
一个三辆车的小车队——是小轿车，不是吉普车——行驶在江西的红土地上。父亲一行三人坐在中间的车上。车窗的窗帘没拉上，坐在车里可以往外看，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这又是一个久违了的感受。
一眼望去，江西那绵延不绝的红色的土地，是那样地熟悉和令人感到亲切。三十多年前，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父亲经历了苏维埃的战斗生活，经历了他政治上的第一次坎坷与沉浮，并踏着这片红色的土地，迈向了长征的道路。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真可谓风物依旧“人非昨”。
不久，车到南昌，到了省委第一招待所（当时又被称为滨江招待所）。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来见刚刚抵达的邓小平，谈话无非是让他们在江西好好劳动接受改造等等，算是“欢迎”，也算是例行公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