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使用过的毛笔。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中，珍藏着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邓家院子”里用过的笔架和毛笔，2004年，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小平同志曾经使用过的毛笔作为面向游人展出的文物被邓小平故居陈列馆珍藏；2014年，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毛笔被移至新建的邓小平缅怀馆继续向游人展出，默默地向人们展示着小平同志那不屈的风骨和实事求是的品格，倾诉着背后动人的故事。
门前有座笔架山
坐落在四川广安协兴镇牌坊村的邓小平故居，坐东朝西，是一个典型的川东三合院农家民居，说它四面环山、依山傍水、风景旖旎，这一点儿也不夸张。
邓小平同志故居正门正对面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就像搁毛笔的笔架子一样的山峰，两头高、中间低，两座山峰中间的低处，似乎可以搁下一支巨型的生花妙笔，此山就是“笔架山”。按照当地的说法，“门前一座笔架山，不出文官也要出武官。”老百姓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他们的好老乡邓小平同志的无限热爱。而从这里走出的邓小平却是文武双全。他领导发起白色起义，战斗在太行山上，千里挺进大别山，指挥淮海战役、津沪杭战役，进军大西南，和平解放西藏，主导、推进改革开放等，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大将和伟人风范。
童年的“洗砚池”
1904年8月22日，人们三三两两地到在四川省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的邓家贺喜，祝贺邓绍昌喜得贵子。
“哇哇”的婴儿啼哭声，宣告邓家终于迎来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诞生在邓家三合院的北厢房，即最早修建的那排瓦房里。欣喜的父亲邓绍昌特意为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邓先圣（邓小平）。
邓先圣四岁的生日过去不多久，父亲就让他进了本村私塾发蒙。私塾就设在翰林院子（邓小平同族先人邓时敏所修建的一所宅院）。
父亲带着邓先圣去面见私塾先生的那天，私塾先生正好端坐在翰林院子的房间里。私塾先生脸盘瘦削，还蓄着两绺又黑又长的胡须，模样有点夸张。当小小的邓先圣好奇地瞧着时，几缕灿烂的阳光正从先生背后的窗外透过碧绿摇曳的慈竹照射进来，照花了小先圣的眼睛。私塾先生认为“先圣”二字有对圣人孔子的不敬之嫌，用手捋着胡须，乐呵呵地说：“我给你改个名字吧！”于是就把“先圣”改成了“希贤”。
在邓家老宅的正前方，也就是十几步路之外，有一口农家池塘，几亩地大小。里面有放养的鱼，漂浮的莲藕，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附近村民也会到池塘里洗衣洗菜。年幼的邓小平聪明伶俐，也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孩子，除了玩耍，他也特别喜爱跟着父亲学写毛笔字。每天放学回到家中，邓小平就到院子里父亲摆好的桌子旁，踩在凳子上练习毛笔字。练完字，一身一手都是墨汁，邓小平就无所顾忌地到池塘里清洗毛笔等，可是无论他怎么洗，池塘里的水依然是清澈碧绿的。现在，人们把小平同志小时候洗笔磨墨的池塘称为“洗砚池”。
就这样，小平慢慢练就了一手功底扎实的毛笔字。岁月荏苒，邓小平笔下的墨迹逐渐超凡脱俗、自成一家。而今，从小平同志留下的奇崛酣畅的墨迹中，人们仿佛能看到他乐观豁达、不卑不亢、绵里藏针的独特魅力和伟人品质。
一封“退婚”家书
1922年2月14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希贤进入夏莱特市的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当了一名制鞋工人。邓希贤和同学们在工厂里每天的工作量挺大，工作时间也超过了十个小时，住的地方却是一个简陋的木棚。带着做工挣的钱和家里寄的一小笔费用，依然难以满足在法国继续求学所需。渐渐地，邓希贤对自己所走的“勤工俭学”道路产生了怀疑。
在哈金森橡胶厂，十七岁的邓希贤与来厂做工的王若飞和常来哈金森进行革命活动的赵世炎结识。受他们影响，邓希贤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接触并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
1923年6月，邓希贤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边做工，一边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做起了“油印博士”。在充满了青春朝气的旅欧共青团里，邓希贤受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熏陶，思想觉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同时也开始反思存在于自己身上的问题。
邓希贤认为既然参加了革命，就需革命得彻底。他突然想起自己在一岁时被父母安排了一门与唐姓女子的“娃娃亲”，觉得这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需要摈弃，才能放开手脚去革命。于是，邓希贤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请求解除“娃娃亲”的婚约。
父亲邓绍昌本是广安州望溪乡一思想开明人士，曾就学于成都法政学校，接受过新式教育。他交游颇广，还做过广安警卫总办。但邓绍昌毕竟是生活在旧社会的人，不可避免有许多旧思想。邓绍昌闻听儿子要解除婚约，勃然大怒。他不曾想一向孝顺的儿子敢悖逆自己的安排，悖逆传统世俗，便写信称要断了儿子的“粮饷”，让他在法国念不成书，来达到“胁迫”的目的。但邓绍昌又深知儿子的执拗和不易妥协，为保险起见，他又增加了一把“杀手锏”来逼迫儿子就范。
邓绍昌回信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
邓绍昌的话算是说“绝”了，这让一向重视家庭和亲情的邓希贤备受震撼。一想到家中泪水涟涟的母亲，邓希贤的心情难以平复。经过反复思量，邓希贤决定再修书一封，来表达自己的决心。写这封信之前，邓希贤酝酿了许久，情感饱受折磨，他在想究竟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告知父母？既坚持了必然之决定，又可尊重并宽慰父母。
于是，邓希贤找来纸笔，端端正正的写了一页竖行小楷的传统书信，信中言辞恳切，一方面叩谢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一方面表达了哪怕父亲要与自己脱离关系，自己也决不让步，也要坚持退婚的决心。
接到这封信后，邓绍昌沉默了，他明白了儿子的决心。此后，邓绍昌不再提脱离关系的事，随后只得将唐姓女子作为邓家的女儿嫁了出去。
题字趣闻
作了国家领导人之后的邓小平，工作千头万绪，日益繁忙，他最不喜欢的事就是题字。但只要是工作必须的，他也会俯下身来，挥毫题字。一般情况下，都是事先由秘书在很多申请里挑选出一些必须要写的，集中起来，然后找个时间请邓小平题字。
不是“书法家”的邓小平胜似书法家，他的字，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984年1月，邓小平到南方视察。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的梁灵光回忆说：“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到特区改革开放不久，靠近香港很近，也很复杂，所以他到深圳、珠海没有对外报道。”
一路上，邓小平主要都是在听、在思考，有时候问的问题多，问得仔细，却没有讲话。去了深圳，到了珠海，邓小平就给珠海题了字——“珠海特区好”。深圳方面知道了很着急，找到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无论如何得给深圳题个字，所以小平同志题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的题字给了广东省委莫大的鼓舞，因为他肯定特区搞对了、搞好了。梁灵光回忆说：“那个时候关于广东开放对不对，众说纷纭。这两句话虽然短，但是肯定了特区，也就肯定了广东的改革开放，所以我们也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大家都很高兴。”
邓小平对题词的内容认真推敲，表现出严谨和认真的精神。比如在为“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中，邓小平用“谁愿意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谁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就学习者而言，邓小平用限定词的办法，缩小了范围。事实上，学习雷锋虽然是一种群众性活动，但能认真学习实践的还是一少部分。这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为朱伯儒同志题词后，邓小平还特意让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核校，把“名符其实”改为“名副其实”，并且重新题词，一时传为佳话。
邓小平为国家发展建设殚精竭虑，却从不为自己的家人做任何的照顾，家人也很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即便只是题上几个字，也从不主动提要求。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说：“我和父亲从来不交流政治上的东西，包括我的工作也从不跟他交流。我始终没有请他题词、讲话，也没有跟他讨论过我工作的好坏。结果到现在来找资料，找不到他有关残疾人事业方面的题词讲话。后来从外面传来的，他见了卡特总统，讲到他很关心和支持中国的残疾人。”
邓小平的长女邓林是一个艺术造诣很深厚的画家，关于父亲题字这事，她说：“我们每一个子女的品德，受我父亲影响很深。比方说，朋友们问我：你的画有没有你父亲的题字啊？我说，没有。我的想法是躲开这个，不愿意靠着父母去宣扬自己。我受的教育就是做任何事都应该凭自己的本事。”
邓小平的二女儿邓楠也总希望父亲能给自己题个字，生磨硬泡的，最后总算题了、留墨宝了。不过，邓小平提着毛笔只给邓楠写了两个字——“戒懒”。然而就是这两个字，却在后来漫长的时间里留给了邓楠无尽的温馨与感动。
邓小平用他那柔软的笔锋，行走在洁白的纸上，写出了一个个刚劲有力、洒脱飘逸的毛笔字。他那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使用过的毛笔，见证了许多精彩难忘的瞬间。如今，虽然毛笔已有了残缺，竹竿做的笔身上也有了虫蚀的痕迹，但由羊毛束成的笔尖依然挺拔，笔尖竹竿处尚未洗尽的墨汁依然散发着清新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