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邓专案组”大张旗鼓的调查工作并没有从此偃旗息鼓。从1969年下半年起，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旨意下，“专案组”对邓的“现行问题”抓得更紧了。在秦城监狱，他们提审了彭真、刘澜涛、李楚离等，在小汤山监狱提审了安子文等，在京郊一个部队营区提审了杨尚昆，在总政西单一个小看守所提审了萧华，在北京卫戍区监护办公室提审了王从吾，在交通干校提审了钱瑛，还分别提审了潘汉年、刘晓、廖志高。他们到外交部找过陈毅，向对外文委屈武、萧三，一机部江泽民，总政军管小组傅钟，中办五七干校曾三、李质忠、邓典桃，中央高级党校范若愚，以及袁任远、张震球、邓存伦等人进行过调查。从现在看来，花了这么多的人力，走了这么多的地方，进行了这么多的调查，费尽心机地网罗罪名，最后落得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这个“邓小平专案组”，真正的可以说是白白地忙活了一场，或者说是忙乎乎地白干了一场，够冤的。
这个命运可悲的“专案组”干得冤，撤得更冤。到了1970年，先是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批判了陈伯达，接着搞专案的大头目康生称病不起，而林彪集团又忙于和毛泽东进行较量。上面的大人物都在忙于他们自己的“大事”，“专案组”的工作顿显松懈，特别是“邓专案组”，到了下半年，简直就被冷落一旁。
总这样不死不活也不是个办法呀。“邓专案组”决定写个报告上去试探一下。1970年11月28日，他们以“贺龙专案组”名义，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到有关部门继续查找邓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等问题。吴法宪刚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不敢轻举妄动，他将此件批送周恩来和汪东兴。过了几天，“邓专案组”看到了这份转回来的报告。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周恩来的一段批示：“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销。”看了周恩来的这个批示，“邓专案组”可谓吃惊不小。“邓专案组”在一年多前就撤销了，可“专案组”人员竟然毫不知晓。这都是什么事儿呀！在这种情况下，“邓专案组”向黄永胜和吴法宪等写了最后一份报告，说：“如已决定邓小平专案组撤销，我们对邓的审查工作立即结束，是否也就不再送呈邓小平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的线索报告了？”这份最后的报告，竟然半月无人回复。1970年12月24日，吴法宪的秘书来到“邓专案组”，将全体人员召集开会，说：“你们送上来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报告，和总理对前一个报告的批文，首长们都看了。首长叫给你们说一下，报告不要再送了，邓小平的案子也不要再搞了。材料暂由你们保存，先等着吧。”
等是不用等了，“专案组”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使命结束了。“邓小平专案组”从成立到如今，不过两年半的时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撤销，不明不白地草草结束了，实在是时运不济，可怜可悲啊。
第14章“九大”与“继续革命”
1969年4月，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是维护和坚持他的反修防修的革命路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
此次会议几大成果如下：一、会议从政治上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把阶级斗争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以此为据再一次肯定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二、会议通过修改党章，正式明文确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三、大会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大批“文革”干将和造反派头头进入中央委员会，从组织上为实行“左”的理论、路线、方针做出保障。
会后，召开九届一中全会，会上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文革”先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及林彪死党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叶群等林、江两大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据了政治局半数以上的席位，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名正言顺地执掌了大权。
毛泽东此时一定认为，他亲自发动的这场震惊中外的“革命”大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文革”的伟大历史地位，也应该说基本得到了确立。在此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也曾讲过，“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
真是差不多了吗？事实，离这个“差不多”，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由于自“文革”开始以来即存在着对运动的极大分歧和重重阻力，由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各种新的事件不断发生，由于各地各单位十分严重的派性及武斗远未平息，更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目标和错误的举措，使诸多问题和诸多矛盾纠合在了一起，好像一个巨大的多头线团，七缠八绕，拆也拆不散，解也解不开，怎能够以一次党代会了之？
毛泽东自己也曾问过，都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对于这一问题，别人回答不了，他自己的回答中，也显露了极大的矛盾。他说到1969年夏天就差不多了，但又说“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他说：“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他号召要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学校。照这样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还将更加深入地继续进行下去。
毛泽东的思想与现实的极端脱离，他对形势极其错误的估计，以及对林彪、江青集团的重用，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对运动的驾驭和控制。在以后的“文革”岁月中，他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他所没有预见到的、更不愿意看到的混乱局面。
“文化大革命”到此，已经三年了。但是，“文革”的道路，才走了三分之一还不到，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
“九大”的召开，父亲是从报纸上和新闻中知道的。虽然他再一次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奥。应该说，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一线生机。
“九大”后，也就是1969年的5月3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九大”的召开及各项决议表示拥护，请汪转报主席、副主席和党中央。在信中，他询问，“九大”开过后，不知是否已到处理他问题的时候，并表示完全静候党的决定。他向毛泽东表示，将无保留地接受党对他作出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并保证永不翻案。信中最后提出，想同汪东兴见一面，谈谈他的感受。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