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与“专案组”到京西宾馆四楼，连续作战，仔细从头研究修改。直至第二天拂晓，这份“综合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终于定稿。全文共七个部分，一万五千余字。
“邓专案组”将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立即上报“二办”。不到二十四小时，此报告已从康生、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秀川等处传阅一圈。康生批示：“争取尽快送呈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中央文革各同志审阅。打印五十二份。”两天后，康生办公室多次传话给“邓专案组”，说康老对综合报告很满意。
虽说康生对报告表示了“满意”，但“邓专案组”仍觉得“历史问题”分量不足。他们加班加点，寻找“疑点”和“漏洞”，一而再、再而三地认真“研究”后，认为在邓小平长达四十多年的革命历史中，唯一可能进行“突破”的，只有红七军时期所谓“逃兵”问题，有必要就此问题继续深挖，以求把历史问题砸死定罪。
1968年9月11日，“邓专案组”写报告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和李作鹏，为查清历史问题，要求邓“补充交待”一下1930年和1931年两次从红七军“开小差”回上海的活动。黄永胜批示请汪东兴帮助，汪则批示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用政治部之名要邓再写。在接到中办通知后，邓再一次就红七军的有关情况，以及他两次从红七军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写出详尽并且实事求是的说明。这个说明，又一次使“专案组”希望落空，没有捞到任何稻草。
在写上述报告的同日，“邓专案组”还写了第二个报告，向周恩来提出无理要求，让周总理给他们一些“帮助指导”，以查证有关邓小平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报告”中说，邓入党问题交代得有矛盾，一是入党时间不一致，二是对入党介绍人的填写含糊，因此，怀疑邓可能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邓专案组”还进一步要求周恩来对一些所谓的“疑点”提供线索。诸如他们认为，邓1930年和1931年两次从红七军“临阵逃跑”回上海，根本没有向中央提出汇报工作的要求，而是另有目的；还无中生有地推测：“邓自述中说，1931年在上海，中央派他去安徽芜湖巡视省委工作，去芜后省委被破坏即返沪。我们觉得如安徽省委早被破坏，邓小平可能就有出卖的嫌疑。”此件先报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康生等人，经以上各大员逐一批示后送周恩来，以迫周回答。对此无理要求，周恩来根本不予置理。此“报告”送到周处后，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在周恩来处碰了钉子，“邓专案组”还不甘心，找来找去，最后总算是东拼西凑地从原红七军老同志那里挖了一些“揭发材料”，编了一份“专题罪行”上报邀功。
在“邓小平专案组”紧锣密鼓地加紧对邓“罪行”进行调查时，中央专案“一办”“二办”也加快了工作进度，对所管“黑帮”“走资派”及有各类“罪行”的人，加紧取证定性。加速专案定性工作的原因，是中央已决定，要召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林彪死党黄永胜等召集由其管辖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开会，逐个研究所管十五个对象的定案问题。“邓专案组”送上的邓小平“专题罪行”受到黄永胜的表扬。但吴法宪却不满足，说：“邓小平招降纳叛、包庇坏人的问题也很重要，也要尽快地搞。”
9月22日和24日，中央专案“一办”“二办”连续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对“一办”所管十四个、“二办”所管八个重要专案对象，逐个研究定性。其中，将刘少奇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诬蔑为“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的“问题”被认定是“隐藏比较深”，将性质定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弄了半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邓小平的“问题”还是“现行”的。他的“历史问题”，实在是“隐藏”得太深啦。
第10章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讲话中，毛泽东首先提出问题：究竟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占主要的，还是成绩太少，错误太多？接着，他明确地回答：“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再一次用他的不可动摇，捍卫着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江青各率其属下“文革”大员，组织围攻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及“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等罪名，迫使老同志们一次又一次地交待和检讨。这次会议，通过了康生等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上，还印发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实际上被撤销。
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当然是由毛泽东亲定的。但林彪、江青显然不满足，他们在会上会下鼓噪煽动，妄图造成一个声势，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对此，毛泽东仍旧没有同意。毛泽东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
毛泽东有他的顽强，有他那湖南人特有的固执。他一旦下决心作出的决定，任凭何人均不能动摇。这是他一个极其鲜明的个性特点。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一次在畸形时代召开的畸形会议，是在许多中央委员被打倒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所谓“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
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在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除去世的十人外，能参加会议的只有四十人。因人数不足，党章规定的能够通过任何决议的半数，只好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十人，才算刚过半数。参加此次会议的非正式成员，竟占与会总人数的一半还多，并与正式中央委员一样享有表决权。更为奇怪的是，后来发现参加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此已两年有余，闹也算闹够了，乱也算乱透了，反也造了，命也革了，权也夺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恐怕毛泽东自己也不很清楚。开始时，他说“文革”需要一年。后来又说大概要三年，那就是说，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1969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按说，“九大”开过了，党章修改了，人事也确定了，一切都应该按计划完成了。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结束不了。
可能在最初的时候，毛泽东是有所设想的。但是，“文革”发展到了此时，早已从毛泽东设计发动的初衷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整个运动，也早已像脱缰的野马肆意狂奔，不可控制。旧的矛盾还未解决，新的矛盾已经产生。派性、武斗、争权、夺位，不但一样都没有消失，而且还愈演愈烈，越发不可收拾。
在北京宣武区方壶斋的那两间小屋里，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和祖母在一起，相依为命，似乎日子还算过得下去。大姐邓林本来因父亲的“问题”被管制和批判，不能随便回家。这时学校中几个造反派组织之间自己打得不可开交，没人管这批“黑帮”和“牛鬼蛇神”了，她就趁机得便在周末回家。哥哥朴方和二姐邓楠平时住在学校，此时也因学校内造反派之间斗得不亦乐乎而得以“漏网”一下。特别是邓楠，只要是周末，就尽量溜回家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