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姓资姓社”的区分造成了最严重的思想束缚，成了“紧箍咒”。尤其在极左的“文革”年代，人们总认为，左比右好，左才是革命的，所以，“宁左勿右”盛行，造成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困难。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解放了思想，真正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真正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主导下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经过，完全说明了这个道理。
痛定思痛，当年饥荒的记忆难忘
穿越剧热播，有年轻人问我：“若让你穿越，你最愿意穿越到哪个朝代？”我答：“我只想穿越到几十年前，我的青少年时代。”“为什么？”他们诧异，不解。我说：“我只想把现在吃不了的粮食和肉送点过去，那时候饿得可真难受哇……”
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前期，婴幼儿时期食物并不短缺，可从我记事的50年代末期，人们就开始饿肚子了。那时各种物资都很紧张，城市人口的粮食、各种副食品以及和农村人口一样的其他一切生活用品，都按计划发票证，都得凭票购买。票证多如牛毛，无论买什么都要票，就连盐巴、肥皂、牙膏、香烟等等都是如此。
其他物品短缺尚可艰难地凑合着过，可粮食太少让人日子难熬。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城市人口粮食供应量减少到了仅仅能维持人生存的最低能量消耗，成年人每月19斤，每天只有约6两，每顿2两。肉食极其稀缺，食油每月供应菜油4钱。蔬菜也很少，经常吃盐水泡饭，或是滴点菜油抹一下锅，把盐炒炒，用来拌饭吃。人们长年处于饥饿状态，长期营养不良。可偏偏这时上面又要求搞“公共食堂”，严禁各家各户开伙，有些地方还派人到家里拔锅封灶。1960年秋我发蒙读书，一天下午，还没放学，我已饿得心头发慌，难受极了。回家要了一两饭票，跑去还没开饭的食堂，买了一个比乒乓球大点的“米皮粑粑”来啃，这个小小的细糠粑粑就是我的一顿晚饭。那年一年到头没吃到一星半点肉，只有在春节时，食堂才通知按人供应一点。我跟着四姐早早去到食堂，窗口前人挤得水泄不通，我们挤不赢，只好排到后面。可不久前面传来骂声，说那些食堂人员是贪污犯。哦，肉没有了，后面的人吃不到了。端着空碗回家，我伤心地边走边抹眼泪。
城市人口有供应粮，虽少，尚可“吊命”。农村人更惨，本来年景差，粮食收得少，可基层盛行浮夸风，上面不太了解具体情况，于是每个生产队除了要向国家交“公粮”（农业税）外，还必须完成粮食“统购”任务。这样剩下的口粮远远不够，饿死人的事并不鲜见，许多人得了水肿病，小腿水桶般粗，肿得发亮。
1962年，政策稍有松动，广安农村实行了“三包一奖”责任制（作业组向生产队包产、包工、包投资，统一奖赔），农民日子略为好过一点。城市居民口粮供应也增加到每月25斤（其中含20﹪的粗粮，如玉米等）。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四人帮”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业生产又遭到严重破坏。“三包一奖”责任制被打乱，生产队集体生产的模式进一步强化。若发现哪个生产队胆敢偷偷多给社员划一点自留地、田坎，队长不但会挨批斗，恐怕还有牢狱之灾。社员们搞点副业，想方设法挣点钱来改善生活、减轻贫困，则往往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东西没收，人遭批斗。
1969年至1973年，我在农村当“知青”，更加体会到挨饿的滋味难受。那时，每年分稻谷不到两百斤，包谷、小麦各几十斤。可干农活累，饭量大，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吃。城里的父母特别担心我，从牙齿缝节省，不时给我点粮票，可一想到他们粮食并不宽裕却还要支援我，心里就十分难过。有一年青黄不接的春三月，我的粮食早吃光了，靠父母接济过活。连续多日吃菜多米少的莴笋叶稀饭，还要出工干活，人饿得清瘦。回到城里的家，母亲一见，奇怪地问：“你的牙齿怎么这么黑？”对镜一照，我满口牙齿全像用墨水染过，这当然是莴笋叶的“功劳”。后来每天使劲刷牙，几个月后才恢复正常。
我这样的“知青”，日子都特别难过，一般农民就更惨了。一年，到头粮食不够就用“瓜菜代”，很多人靠吃糠咽菜度日；到春荒二三月断了粮，只好拿树皮、野菜、芭蕉芋儿甚至观音土（白泥巴）充饥。观音土吃了屙不出，曾有小孩被活活憋死。
1976年春，闹大饥荒。一天我从教书的乡下回城，走到高岩，见对面山坡上一大片梧桐树树皮全无，露出一片惨白的树干，令人触目惊心。听人说，有人剐了树皮拿去晒干，磨成粉充饥。那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广安和全国一样，正狠批所谓的邓小平“右倾翻案风”。老百姓心中有杆秤，明白按邓小平的政策才有饭吃，都为他鸣不平，可又不敢明来，就暗中表达不满。广安县委大门里的花台上，有好几棵脸盆粗的梧桐树，有人故意跑去剐树皮。已经剐完几棵，眼看制止不了，工作人员只好拿来油墨抹在树干上，才保住了剩下的几棵。饥荒实在太厉害，上面就从东北调来救济粮——玉米，农户可按人分到一点，但也维持不了几天，大家仍然为填肚子的事发愁。
邓小平给了我们温饱，带领我们奔小康
“文革”结束后，贫困问题成为各级领导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按理说，什么样的形式、体制适合并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就该用什么形式、体制。但是，由于“宁左勿右”、严格区分“姓资姓社”等固有思想观念的束缚，谁也不敢放开集体生产的农村经营管理模式。
邓小平对这一套进行了严肃的批驳。1978年2月1日，他在成都指出：“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怎么能行？”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强烈反响，有人批评它是“荒谬”“砍旗”，有的赞誉它是“东风第一枝”，是“一颗彻底摧毁‘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炸弹”。众说纷纭，争论四起。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说：“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议的意义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秘密实行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猛增数倍。小岗村包产到户的事被公开后，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当时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将是对中国未来走向产生深刻而又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是一次改变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会议。
回首当年，如果没有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分析和高瞻远瞩的决断，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会继续按照“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思维方式行事，思想继续禁锢，继续推行原来的一套集体生产的农村经营管理模式，那恐怕大家还得继续饿肚子。
一些省份，由于当时的领导人思想保守，不敢放开政策。四川人民有幸，那几年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两句话：“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当时，万里和赵紫阳分别是安徽和四川的省委书记，在邓小平支持下，他们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改革之举。1979年，广安虽没有完全实行包产到户，但开始试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经营方式，第二年全县全面推行“包产到组”，农民基本能吃饱肚子了。大家对万里和赵紫阳的赞誉，实质上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歌颂。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就农村问题发表重要谈话，充分肯定包产到户，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根据他的谈话精神，各级干部认识到，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决定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1980年底，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模式开始在全国推开，到1983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广安从1981年开始，部分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1982年全面推行，并在协兴公社试行包干到户。1983年全县全面实行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农业生产明显跨上了新台阶，粮食增产，温饱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引下，各行各业的改革全面推进，计划经济模式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各种物资越来越丰富。计划供应的各种票证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部退出历史舞台，成为“文物”。往后，生活用品等各种物资应有尽有，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逐渐过上了幸福美好的小康生活。
感恩邓小平，没有您，哪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没有您，我们国家哪能像现在这样繁荣富强。家乡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永远铭记您的恩情！（夏孟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