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孔原和许明在延安举行婚礼时的合影。
婚后不久，卓琳随邓小平回到太行山抗日前线。
在卓琳的悉心照料下孩子们都健康成长。
50年代初的卓琳与邓小平。
卓琳与邓小平在江西的合影。
卓琳参加香港回归仪式。
卓琳，彩云之南的才女，黄土高原上的琼英。从云南宣威的富商之家走出，毅然奔赴延安、投身革命。1939年9月与邓小平相识相知，共结连理。她与爱人共沉浮、同甘苦，携手走过了58载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人生旅程。
卓琳是邓小平的妻子，是他的秘书，也是战友。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百废待兴的建国时期，抑或热火朝天的和平建设时期，卓琳始终以女性的温情、善良和坚忍，默默地站在一代伟人的身后，用坚定的信仰和深深的爱，不断给予丈夫力量和支持，陪伴着爱人度过“最痛苦的日子”，支持着伟人创造新时代。
卓琳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平凡到深沉，平凡到博大，最终用这样的平凡去诠释不平凡的涵义。有一种相守，在时光的长河中浸透了人世繁华，而无惧风雨，这平凡渐渐地就变成了伟大。今天，是卓琳同志百年诞辰，让我们走近她，走近平凡中的伟大，去倾听她讲述和小平同志的故事。
A 真诚结缘
“我觉得这人还可以。他有知识，是知识分子。”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天。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邓小平两次托人说媒，都被卓琳拒绝了，因为她不想嫁给工农干部。卓琳的拒绝，并没有令邓小平灰心，他决定当面和卓琳谈一谈。卓琳，这位曾经发誓抗战不胜利就不结婚，发誓不嫁工农老干部的女大学生，终于嫁给了比她大12岁的邓小平。她说，是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她。
1939年秋，邓小平来延安开会。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问我愿不愿意。我表示不愿意，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还有就是我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他们没知识，你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工农干部跟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那个女的说，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啊，他的丈夫就说，有什么漂亮的，看不出来，在延安就传为笑话了。我结婚可不能找这样的工农干部，我要找就找知识分子。
所以，曾希圣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后来邓小平说，我找你谈谈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于是我们一起到曾希圣家。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大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他的希望。我听着，觉得这人还可以。他有知识，是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已经23岁了。我以前就认识邓小平，现在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也同意了。后来在杨家岭毛主席窑洞门前，他们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大家都来会餐吧！”也没有说要结婚。当时李富春对我说：“你也认识邓小平，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当时有两对夫妻，还有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因为当时我有些勉强，没有什么准备，邓发就把他们住的窑洞腾出来给我们，我们就在他们的窑洞里结婚了。
B 牵手太行
“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
结婚后，卓琳跟随邓小平回到了太行山。卓琳留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邓小平则赶回了位于辽县桐峪村的一二九师师部。一年以后，在卓琳的要求下，组织上把她调到了一二九师师部。从此，她就和邓小平生活、战斗在一起了。从这时起，她才真正开始了解自己的丈夫。
卓琳活泼、开朗，爱说爱笑，而邓小平则沉默少语。妻子渐渐地适应了丈夫的性格，渐渐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她跟随邓小平转战沙场，出生入死，从一个任性娇惯的富家小姐，成长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一个贤妻良母，她逐渐学会了开荒种地、纺线、织毛衣。战场上的闲暇时刻，指挥千军万马的邓小平也会亲自烧上一锅水，为妻子洗洗头发，或是约上另一对夫妻，一同打打牌。
结婚以后，他要回前方去了，他就带着我一块儿去。我们那时候还不熟悉。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就是八路军总部。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当时总部有个妇女部，我就在妇女部工作。他来开会，就见个面；他不开会，我们就见不着面。
后来我就跟他说，你的性格是不爱说话，我的性格是爱说话。可现在我又不能随便跟别人说话。说错了，对你影响不好，所以我只有跟你说了。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你一定要听下去。我说错了，你可以批评，我来改。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以后，我们就是这样，我有什么话就对他说。
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在后方。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他下命令，进军西南，不准任何人带家属，连我们也一样。我不干了。我说：“你不带家属我不干，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管，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只好允许带着家属。但是去的方式是，他们在前面，由侦察兵看好路了，我们带着孩子随后跟上。
我们到了上海以后，上海刚解放，大城市跟农村不一样，有许多复杂的工作需要处理。邓小平那一个月的时间，要和人谈话，充分了解上海的情况，还要开会，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进行工作，所以他很累，累得饭也吃不下，老吐。我那时候刚好怀着小孩，我们两个人在上海找了房子，摆了两张床，他住一边我住一边，我吃什么饭他就跟着我吃，但他吃不进去，累。
张锡瑗是邓小平原来的夫人，他对她感情是很深的。可是她走得早，他把她埋在上海的一个公墓里头。解放上海以后，他要去看看张锡瑗的墓。因为上海经历了很长的动荡时期，很乱，很多死人埋在那，去找那个墓已经很困难了，后来找了一位了解情况的老同志，去帮忙打听，终于找到了。我同他一起到张锡瑗墓前，去送点花，给她上供品。
C 后勤部长
“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在邓小平家中，卓琳是这个大家庭的核心，她营造了非常和谐、欢乐、民主、向上的家庭气氛。每天的晚餐时分，四代同堂的全家人必定要聚在一起。饭桌上，不分长幼，谁都可以说话。工作繁忙的邓小平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和卓琳营造的这种家庭气氛不无关系。在这个家中，最重要的无疑还是邓小平。卓琳对孩子们说：“爸爸要干什么，就是家里最大的道理。”在生活上，卓琳给予了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她来安排。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卓琳患了重感冒，邓小平全然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和被传染的危险，在卓琳的房间，询问病情，嘱咐她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重庆解放后，干部都要下乡工作，孩子们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个办法，在城里成立人民小学，由我当校长。当时学校分高、中、低年级，吃、喝、住、穿全由我们来负责。当时有些孩子很调皮，我想我得治治他们，并决定先从我自己的孩子治起。邓朴方睡午觉时，看见我在就假装睡觉，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为了治他，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毛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对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邓朴方没办法只好睡觉。其他孩子看到我这样治邓朴方，睡午觉时也都不调皮了，秩序就这样维持下来。
到北京后，邓小平顾不上管孩子，我想我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的人才。孩子们当时在八一小学住校，每个星期六晚上才回家来住。我就常把他们集中起来，把我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些知识讲给他们听。有时还准备个课题，比如什么是核裂变呀，和他们一起讨论，增加他们的知识。每个孩子都根据他们的兴趣培养一门专业。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三年困难时期，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干部还有一些照顾，多供应一点油和肉。那时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的五个儿女外，还有一些亲戚朋友的孩子也住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总要有十几口人。多供应的那点油和肉要是大家一起吃，肯定不够。可他还要工作呢！他当时是总书记，工作非常忙。为了保证他的身体，保证他的工作，我就说让他单独吃小灶。他不同意，说不行。我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行吗？他同意了。可没过多久，他就不干了。他说，我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吃饭。没办法，我只好同意，每顿饭就让厨师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和大家吃一样的。结果就这一个菜，到了饭桌上以后，他就到处分。给这个一点，给那个一点。到了最后，他实际上一口也没吃，全分给了别人。没办法，最后就大家全吃一样的了。
D 卓琳秘书
“他对我有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他对我有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当时有很多领导同志的夫人都在单位工作，公安局怕她们路上出事，就派人暗中保护她们上下班。她们本人并没有要求，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想与其这样给公安局添麻烦，不如就给他当秘书，反正他一个秘书也不够用。他同意了。后来，我就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瑞林秘书。当时的中央领导中数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档要专人负责。他看完的文件要存档的，我就负责一件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就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交给中央办公厅存档，所以那时候就数他的文件最全。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为准。这项工作实际上挺复杂的。我专门找了一间屋子，把所有的文件都摆开、整理成册，半个月或一个月一次，用车送到机要办公室。
身为政治家的妻子，卓琳却从不参与政治上的事情。卓琳说：“有些部门让我出面，担任什么职务的事，我不愿意。我没有什么名利思想。”卓琳唯一的职务就是邓小平的秘书，说是秘书，实际上也就是整理文件。邓小平担任党的总书记十年之久，他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这十年他只有两个秘书：王瑞林和卓琳。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大多用的是卓琳上交的文件。
E 风雨同舟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我是了解他的，我和他相依为命。”
卓琳深爱自己的丈夫，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黑白颠倒，无数家庭成员互相揭发的疯狂年代，她依然坚定地和丈夫在一起，相依为命，不离不弃。不但自己这样，她还给孩子们讲父亲的历史，讲他工作中的事情，分析斗争形势。从她的讲述中，儿女们知道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父亲是清白的、无罪的。他们和母亲一样，爱自己的父亲，心甘情愿地与他共渡危难。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老祖（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就跟我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我就告诉她：“我是了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和邓小平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了。
又有一天，有人让我和老爷子、老祖收拾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几箱常看的书，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是放下来的，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我们住进了当地人叫“将军楼”的地方，是一幢二层小楼。
在江西，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捡石头。捡完石头以后，弄成一块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当时我们住在二楼。上楼时，我走不动，我都要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走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让他拉着上楼。
我们在新建县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8点走，半小时到拖拉机修造厂。我拆线圈，拿汽油洗那些油腻。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老爷子在法国留学时，实际上是做苦工。他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用高温加热，原来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用人工把它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他说当时的工作环境很热，温度高得他都没办法，他工作的时候把衣服都脱光了。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们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去江西前，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他是北大学生，邓楠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他不说，人家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口跳下来，骨折了。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和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去看他时当着他的面没有哭。我们接着就到江西去了。
后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们写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我们很着急。老爷子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既然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接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
后来我们知道林彪死了。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拥护毛主席对林彪的处理。
我们从江西回来，原来的地方已经不行了，就给我们找了一个院子。地震的时候，房子都晃，我们的房子有一个角都掉了，都不敢住屋子里。后来大家想了个办法，我们院子里有两行架子，架子上种了些植物，后来就在这个架子上头盖一个塑料的棚子，然后我们就摆两张床，中间一个过道，大家晚上住在这。我们晚上聊天，大家在那叽叽喳喳的，吵得一塌糊涂。老爷子就找本书看，我们做了一个电灯，让他可以看书。就那样，他说挺有意思的，也很舒服，空气新鲜，后来地震过去了，我们才搬回去。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他呢？我说算了，就叫“老爷子”好了。大家都说叫“老爷子”，后来孙子也叫他“老爷子”，像吴院长啊、警卫员、秘书都叫他“老爷子”。
F 相伴大海
“老爷子去世，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举国哀痛。当人们思考着该以何种方式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思念之情时，卓琳向家人、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卓琳对远道而来的亲属们说：“我知道你们是怀念邓小平同志，既然这样，我想要求你们，一定要像邓小平那样，时时事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情，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怀念。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念书的好好念书，工作的好好工作，做一个好党员、好公民。”邓小平晚年，一直珍藏着两个心愿：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与邓小平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实现了这两个心愿。
老爷子去世，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我们全家人都团结在一块，子子辈辈都团结在一起。我们买了鲜花，就在院子里洒，边撒边说：“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看见了没有？”到老爷子生日那天，我们全家就聚在一起吃饭，一大长桌，也有客人来参加，还像他活着一样纪念他。
我喜欢听京剧，因为小时候我父亲有一台留声机，各个流派唱腔的唱片都有，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喜欢上了京剧。老爷子喜欢听严派的唱腔，我常和他一起听，就更喜欢京剧了。老爷子不在了，他留下的严派唱片我继续听，自己也录了一部分别的。我老年的娱乐就是在家听京剧录音带。
老爷子活着时曾经说，香港回归时我要到香港去看一看，站一站，哪怕站一分钟也可以，总能看到自己收回的土地。他2月份就去世了，7月份香港才回归，他就没去成。后来中央问我，我说老爷子有这个愿望，想要到自己收回的土地上去站一站，望一眼。我就向江泽民同志提出代老爷子去香港看一看的请求。江泽民同志批准了，去香港时把我带去了。我完成了老爷子的遗愿。后来澳门回归我也出席了。
2009年7月29日，和丈夫一样，历经93载的风雨人生，圆满地完成了时代、国家、人民和家庭赋予她的使命的卓琳走了，走得平静、安详。和丈夫一样，她也选择不留骨灰，撒向大海。女儿说：“爸爸、妈妈走后，我们对死亡有了新的理解。妈妈是去天国见爸爸了。有了妈妈的陪伴，在天国，爸爸就不孤独、不寂寞了。”
本文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著的《永远的小平》一书“卓琳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