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奶奶管理日常生活，姐姐管理钱物，我和飞飞虽已十六七岁，却还不用为生计操心，整日在家就是看书。那时候外面乱得厉害，我们一搬到这儿来，远远近近都知道邓小平的“狗
崽子”住在这里，我们出门在外，不是挨骂就是挨石头，最轻也是为人指点数落。由于厌恶世事，我们没事儿就呆在家里，不愿出去。这倒也好，呆在家里静下心来正好可以看书，只要能找到的能借到的，不管什么都看。那一阵子，真是读了不少的书。学校不上课，我们自己从书本上学。飞飞“文革”开始时上初中二年级，他偏科数理化，这时正好把初中课程自修完成，而后又开始看高中的书。他还十分爱学下围棋，经常把塑料棋盘放在床上，抱本棋谱，一边看一边摆一边学，偶有心得，还会小小地自鸣得意一下。我呢，则是喜文不喜理，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有什么看什么，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知识的瀚海。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在方壶斋这个小天地里，有奶奶的照顾，有哥哥姐姐们的关爱，再穷再苦我们都不怕。我们唯一的心愿，是过一种安定的生活。
可是，在大“革命”的狂涛中，哪有什么世外桃源？一些造反派听说邓小平的“黑”家属住在这里，便纷纷不请自来。造反派来了，还能干什么？不是批判就是抄家。他们要打倒邓小平，找不着邓小平本人，正好拿他的子女出气。他们来了，不管什么时候，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随时随地想来就来。他们来了，来了就是一顿喊口号和大批判，让我们这些“狗崽子”站在那儿低着头听。他们来了，来了就对年近七十的奶奶辱骂和吼叫，还动手推搡。他们来了，来了就是抄家，翻箱倒柜，随手把东西扔得一地都是，再踏上一只脚，以示“造反精神”。他们来了，来了就贴上满墙的标语和大字报，还打碎了玻璃，然后喊着口号扬长而去。一开始，造反派一来，我们常常会气得控制不住自己，甚至和他们争辩。有一次，看着他们的狂妄和野蛮，飞飞气得直发抖，让他们把扔到地下的东西拣起来。“黑帮”的“狗崽子”居然胆敢对抗！几个戴红袖箍的大汉一下子冲上来就要打飞飞，飞飞也涨红了脸要和他们拼。我看着着急，立刻抱紧了飞飞，大声哭叫起来。造反派看见外面有邻居围观，口中骂骂咧咧，总算没有出手。事后想起来，真是万幸避免了一场灾难，不然飞飞会被他们活活打死的。“文革”中，人命本来就不算什么，更何况我们这些“黑帮子女”。后来，抄家的多了，我们也习惯了，不跟他们争也不跟他们吵了。抄家的走后，看着满屋的散乱狼藉，看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标语，我们一件一件地收，一件一件地拣，把标语、大字报一张一张地往下撕，心里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凄凉，充满了对造反派的仇恨。
我们在家里面对的是随时会来的抄家，哥哥姐姐们在学校里面对的则是造反派无休无止无穷无尽让他们进行的揭发和检查。我们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家人，是最黑最黑的“黑帮子女”，是让人随便可批随时可骂的人下之人。在我们身上，没有人道可言，没有公理可讲，批判、抄家和责骂是家常便饭。这一切，我们都无言地忍受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等着我们呢。
1967年的秋天，同往年一样地来了，又同往年一样地走了。春去秋来，秋去冬来，大自然的脚步总是这样的按部就班。自然界有其固定的法则，而且这种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都有规律规则，怎么我们身边的这一个人类社会，却没有规律规则，没有应该遵循、哪怕是必须遵循的规则呢？人类社会，难道就应该这样的随意和无序吗？难道就应该这样充满混乱和纷争吗？为什么好端端的太平日子不过，偏有人喜欢无穷无尽的斗争和动乱？为什么人的命运，在动乱的洪流中显得这样的脆弱和无价值？为什么人类一直信奉和大讲特讲的正义、人道、公平和尊严，瞬间即可被打得粉碎？为什么人类社会为自己所定下的信条和公理，竟会是这样的苍白和无力？
在方壶斋黑暗的小屋里，冬日的阳光顺着近在咫尺的高高的后墙透进一线光亮，呼啸的北风打着尖哨声从破旧的木窗中吹进。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棉鞋，紧紧地围坐在小煤炉旁。我看书，飞飞学做无线电，奶奶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缝着补着。炉中的煤球烧得红红的，炉子上坐着的水壶在静谧中轻轻地发出嗞嗞的声音。这个小煤炉，以它能发出的最大的热量，给我们带来这漠漠人世间仅有的温暖。
1967年就这样过去了，1968年也就这样地来临了。
冬天，是漫长的。冬天，是寒冷的。天寒天冷，人的心更冷。人们盼望冬天快快过去，盼着春天早点来临。
春来了，不慌不忙地姗姗而来了。那是早春，那是北方的早春。凛冽的北风虽已过去，但草还没绿，芽还未发，天地之间仍是一片萧索，料峭的春寒，依旧浸人心底。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