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着过院子里普通工人家庭一样的生活。我们到院子里打水，到街上上公共厕所，拿粮票到粮店买粮，凭本到煤厂买煤，过年过节的时候排队买木耳黄花和五香大料，一周一次四五点钟起大早去菜市场排队买豆腐。副食店里有大腔骨卖，院子里一招呼，赶紧拿着家伙和大家结伴而去。很快地，我们就学会了这种生活、熟悉了这种生活。人就是这样，只要心里头没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什么日子都能过，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况且，工人们就是这么过来着，比起他们来，我们还算“富裕”的呢。
这时，表面上，父母亲的工资仍然照发，不过钱由“组织”代管，发不到他们手里，要用时就得一次一次地申请。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家人，因无任何生活来源，中办规定，每个孩子每月发给二十五元生活费用，奶奶每月只有二十元钱，都从父母工资中扣除。每月的“月例”，中办指定专人送到中南海西门，由我们去领。在中南海里面，妈妈知道我们在外度日不易，总是找借口多要一点钱送给我们。她一会儿说冬天到了该买棉衣了，一会儿说被子没带够要买被子了，一会儿说男孩子能吃粮票不够了，每月总是想尽办法，变着法子，不管钱还是粮票，能多加一点算一点。在中南海外面，二姐邓楠和我每月按时去西门门口领钱领粮票。有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夹在钱中妈妈手写的单子和纸条。拿着纸条，看着妈妈那熟悉而又秀丽的字迹，就好像触摸到她那温暖的双手，令我们激动而更加想念不已。时间长一点，我们的胆子也大了一点，开始以各种借口多要一点钱，还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要一些家中书房的书。一开始，对方态度不好，不搭理我们，姐姐和我就在中南海西门外大声地争喊，闹着不走，弄得对方无可奈何。由于我们不惧怕，敢和他们斗，妈妈在内，我们在外，相互配合，我们除了能够多领到一点钱粮之外，还从家里拿出来了许多的书。就是这些书，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以后无数个艰难孤独的日日夜夜。两年之中，在中南海的大墙内外，父母亲和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唯一而又间接的方式，保持着仅有的一点联系。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我的奶奶。
奶奶名叫夏伯根，是父亲的继母，是我两个姑姑的母亲。她是四川嘉陵江上一位老船工的女儿，嫁给我的爷爷做续弦后，成为家庭成员中唯一的劳动力和生活支柱。在我们家乡，奶奶是方圆几十里地有名的能干人，她会做饭，会做农活，会做衣服，会养猪养鸡。爷爷早亡，留下孤儿寡母的一大家人，全靠她一人撑持。在国民党统治下，顶着“共产党家属”的罪名，她藏匿过父亲寄回家乡的革命书籍，保护过华蓥山共产党游击队的伤员，支持女儿参加当地地下党的活动。她心里认定一条，就是共产党好。1949年，四川刚一解放，奶奶把门一锁，拿着个小包袱卷儿就从家乡来到重庆，从此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奶奶来后，真是帮了妈妈大忙。由于工作忙，妈妈把家中的小事杂事全交给奶奶来管。我和弟弟飞飞都是奶奶带大的，后来我的两个姑姑的四个孩子也都是由奶奶带大的。奶奶不仅带我们长大，还给我们做饭做鞋做衣服。奶奶有一双小脚，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可是特别聪明，她会用心算算术，还每天听广播听新闻，国内国际大事儿差不多全都知道。我们长大一点儿后，她就教我们缝衣边儿钉纽扣儿，教我们腌萝卜做咸菜，教我们好多好多的生活常识。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我们从奶奶那里学到的东西，真是说之不完道之不尽。奶奶带大了这么多的孩子，操持了这么多的家务，爸爸妈妈总是说，奶奶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这次从中南海出来，父母亲不在身边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还有奶奶。奶奶原本就是劳动家庭出身，原本就在困难中度过了大半生，她什么都经历过，什么也不怕，什么也难不倒她。她虽不懂政治，但受到这么大的变动和冲击却没有慌乱。在方壶斋，街道上组织斗争她，她忍受着谩骂和侮辱，却一点儿都不怕。她凭着一股子硬气劲儿，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倒要看看怎么个结束！”有了她，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是我和飞飞，就有了生活的依靠。有了她，我们才可能比较快和比较容易地渡过难关。我们周围也有许许多多被赶出家门的“黑帮子女”，其中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没有生活技能和生活经验，不会生火，不会做饭，不会管理钱物。有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人衣裳破了不会补，有的人住的小屋又破又脏又乱。而我们，则有奶奶，有这最后的依靠。其实，奶奶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依靠，而且还是最为可贵的精神支柱。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奶奶，我们怎能如此顺利地适应生活？可能连“滚出中南海”后的第一顿饭都没有着落。奶奶不仅照顾我们这一家人的生活，还特别富有同情心。罗瑞卿家的玉田、朵朵和点点，乌兰夫家的其其格几个女孩儿，也都和奶奶特别的亲。她们都是被赶出来没有家的孩子，偶尔来我们家或住我们家时，都是奶奶给她们做饭吃。在这些“没爹没妈”的孩子心中，奶奶，是大家的奶奶。
到方壶斋后，我们尽管仍可从父母那里领来一些生活费用，但由于不知道这种状况能够维持多久，不知以后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尽量节俭度日。奶奶特别会做饭，也特别会节省。炒菜虽然没肉少油，但放点儿她自己做的豆瓣辣酱，就香味四溢。买来腔骨，炖一大锅，可以做菜，可以煮面，也可以做汤。炸一碗酱，肉少点，酱多点，再买点切面（粮店里卖的新鲜面条），放点自制辣椒油，炸酱面的味道就自然不同。飞飞十六岁，在蹿个儿，正是能吃的时候。奶奶心疼小孙子，有时想给他做点肉菜，可飞飞不吃，说就爱吃炸酱面，有一段时间甚至故意天天吃、顿顿吃，足足吃了一个礼拜。
奶奶、飞飞和我在家里住着，过得总算安稳。而哥哥姐姐们却还得回所在的大学接受批判和管制，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
大姐邓林被中央美术学院造反派关起来。院内院外只要一有事件发生，也不管与她有关无关，都要把她拉出来斗一番，斗别人时，也要让她“陪斗”。大姐是个老实的人，对造反派的审讯和谩骂，她不会回嘴，不会争吵，只坚持一条，就是不管问什么，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造反派让她“劳动改造”，美院所有的女厕所都让她一个人打扫。她每天兢兢业业，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特别想家，担心在家的奶奶和弟妹。每次我去看她，她都问个不停，总想多说一会儿话，舍不得让我走。哥哥朴方在学校被造反派限制了自由，不能回家。他想念亲人，就和同在北大上学的妹妹邓楠约好，每个星期悄悄地在未名湖见面。未名湖畔，兄妹两人趁着晚上天黑看不见人，避开造反派的监视，畅开胸怀，相互交换消息和想法。哥哥对历史和政治知道得多，对形势也比较敏感，他给妹妹讲了好多对局势的分析。而妹妹则可以出学校可以回家，外面的消息多一些，也趁此时全部告诉哥哥。已经记不清楚在未名湖畔共有多少次见面了，只记得从小到大，兄妹之间，从未如此深地在思想上相互沟通过。
邓楠在学校虽也受到批判，但造反派允许她周末可以回家。她数学好，又会算计，所以我们那个在方壶斋的家，就由她全权管钱管家。可以说，在那两年中，对家里和弟妹操心最多的就数她了。每次从学校回家，她总要买点东西带回来。想买点水果带给弟妹，又嫌贵买不起。平时香蕉三毛二分钱一斤，偶尔可以碰到一毛二分一斤的处理品，便高兴极了，有点儿烂也没关系，赶紧买点给大家“解解馋”。有一次她看到卖旧木板子，就买了几大块，走了好远的路，累得呼哧呼哧地扛回家来。别看木板旧，买回来还真有用，后来哥哥拿这些木板，为家里做了一个小碗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