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榕
一年多前，邓小平送橘子给彭真。一年多后，李富春送香烟给邓小平。世事变迁，怎不令人感慨。
这种状况又维持了一个多月。9月13日，公务员老吴突然急匆匆地来告诉我们，刘家的孩子们被撵出家、撵出中南海了！刘家三个念中学的大一点的孩子，一人只让带一个铺盖卷、一辆自行车，给强行送到各自学校去了。小的一个上小学的，交给带她的阿姨也被强行撵出家门。老吴焦急地告诉我们，你们也要有准备呀。
这时，在家的只有邓楠和我。我们跟妈妈商量，无论如何不能像刘家的孩子那样被撵走，要走，也要有个去处。我们家还有一个老奶奶，即使我们能去学校，奶奶怎么办？奶奶解放后一直
住在我们家十几年了，这么大年纪，总不能让她无家可归吧？刘家的孩子比我们家的小，就这么让人赶走，太惨了。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们的命运绝不能任人摆布。商量定了以后，我们也是铁了心了。
不久，造反派和中办的人真的来了，凶神恶煞地命令我们回学校去，命令我的奶奶回老家去，而且两小时之内必须“滚出中南海”！父母亲被软禁不能出来，我们姐妹二人对着造反派申辩起来，说要走可以，但必须给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我们坚决不去学校住，奶奶也不能回老家乡下，那里根本没有亲人了，难道要她去死吗？除非你们用绳子把我们绑走，否则我们决不走！造反派吼，我们也吼；造反派凶，我们也不示弱。我们横下心来跟他们大声喊着，控制不住的眼泪一串串地顺着脸颊往下流。那些造反派见我们这个样子，没办法只好暂且走了。他们走后，我们放声大哭了一场。自从父亲被批判以来，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愤怒，和即将与父母亲分离的悲伤，像洪水一样再也禁制不住，一股脑地倾泻出来。
知道逃脱不了被赶走的命运，我们把大姐从学校叫回来，赶紧一起收拾东西。我们在西屋忙着收拾，妈妈在北屋也忙着找。我们在屋子拐角的地方偷偷“交接”，妈妈找到一件，交给我们一件，她和父亲是想让我们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都带走。
最终，我们胜利了。过了几天，造反派通知我们，给我们在中南海外面找了两间房子，但要在两小时内立即从这里“滚出去”。
临走的时候，我们分别悄悄地走到父母亲住的北屋和他们告别。妈妈趁我们去时，从她的屋里赶紧再拿出一些东西交给我们。妈妈的眼里含着泪水，从她手中接过东西时，我感到她的
手烫烫的。爸爸正好在房后的走廊里，我走过去匆匆地亲了他一下，又匆匆地走了。爸爸是最爱我们这些孩子的，我不敢再多看他一眼。我知道，虽然他从来坚强，从来遇险不惊，从来喜怒不形于色，但是，与朝夕相处的儿女们分别，也许从此再也不能相见，对于他来说，这是最大的伤害。政治上的遭遇再险恶也打不倒他，亲人的生离死别，却是他最难于接受的。
第7章秋日的悲凉
1967年9月的那个秋日，我们离别了父母亲，离开了居住了十年的中南海的家。
从那个时候起，父母亲开始了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囚禁生活。而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开始了与从前迥异的人生道路。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面前没有平坦的大路，我们将要面对的，是在中南海——那个往日的避风港——以外的漠漠人世。艰难的人生磨练，将时刻伴随着我们，无处可躲，无处可藏。
在此后的两年中，两个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一直在中南海各自的家中被囚禁。由于毛泽东对于刘、邓的处理有区别，因此刘、邓的处境也大不相同。
刘少奇被囚禁在中南海的家中，其夫人王光美被关进监狱，身边的工作人员换成监管人员。刘少奇——这位迄今为止尚由宪法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重病在身，受尽折磨，最后遭到遣送，惨死于河南开封。
而邓小平，虽也遭囚禁，但始终没有把他和我们的母亲分开。要知道，在艰难的时刻，能与亲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只要两人能够在一起，即便被打倒被批判得再凶再狠，总可以从相互
支持中获得安慰。
父亲的秘书早被调走，换了一个不知可以冠以什么头衔的人，实际在此尽看管之责。家中工作人员本来就不多，警卫员和司机调走了，但厨师杨维义和公务员吴洪俊保留了下来。他们两人在我们家都已工作了十多年，虽然对“走资派”也得批判、也得划清界限，但对我们这一家人还是相当有感情的。有他们在，一是父母亲的生活还有人照料，二是院子里总不至于显得那样的孤寂。特别要提的是老吴，他来自我们家乡四川，本来没有文化，也不懂政治，但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即便是他，也学会了很多的政治。有的时候，他还能把听来的或认为重要的事情，趁人看不见的时候，在后过道里偷偷地告诉母亲，使得处于完全禁闭状态的父母亲，可以得到仅有的一点消息。
在囚禁之中，父亲面对的是对自己的狂躁批判，有时还被迫根据一些造反派组织的要求为他人写证明材料。要为某人写证明材料，就说明这个人正在受到审查和批判。看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受到不公正待遇，父亲愤然而无奈，他只有用坦荡的直言为同志的清白作出证明。卫生部三个造反派组织要求父亲交待如何重用被打倒的卫生部长钱信忠，父亲于1967年11月3日写出说明：“钱信忠同二野的工作历史关系是很久的。我们，主要是我，对他是信任的。我和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长期认为，他在主持卫生工作方面是较有能力的。他的外科手术在当时条件下是难得的。他的工作，特别是战场救护工作是努力的。所以我过去对他的总的看法是小毛病很多，但大的方面还好，对战争是有功绩的。钱信忠当卫生部长是总理提出来商量的，我是赞成的，对钱信忠任卫生部长一事，我同安子文没
有什么密谋。”父亲用这个证明材料，表达了对受迫害同志的同情和支持。
在那个年代，凡是被批判被打倒的人，都会被强制参加惩罚性的劳动改造，有些造反派甚至用强劳动来达到迫害和折磨人的目的。父母亲被关在我们自己家的院子里，要劳动改造，却没有什么可干的活。一开始让他们自己做饭，不过没做两天就不让他们做了。可能造反派突然想起，不能让这个大“走资派”接近刀子之类的利器吧。于是改为勒令母亲每天扫院子。刚开始是母亲一个人扫，后来父亲自动拿起扫帚，跟母亲一起扫。两年之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寒天热，他们每天都扫，一笤帚一笤帚仔细地扫、认真地扫。在单调孤寂的囚禁生活中，这仅有的一点劳动，竟成为他们的一种需要，成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扫院子再怎样用心，也只有那么多的工作量，除此之外，父母亲就只有坐在屋子里，看书、看报、听广播，或者静坐沉默。
为了节省，两年之中，他们没有添置任何衣物。父亲有一件羊绒开司米毛衣，还是刚刚解放上海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晓给他买的。穿了二十年，肘部已经磨破，怎么办呢？母亲会织补毛衣，她找了一些颜色差不多的毛线，把粗线破开，变成像开司米那样细细的线，然后用针穿上线，用织毛衣那样的方法进行织补。那么大的一片破洞，经她一补，竟然和原物所差无几，不知道的话，一眼都看不出来。还有那些破损的边角，母亲也都细心地一一补好。这件又破又旧的灰毛衣，就这样经母亲的巧手织补一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父亲一直穿着它，有新毛衣也不肯换。这当然不只是为了节省，要知道，这件毛衣上的一针一线，都记述着那被囚禁的日日夜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