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抄家后，父亲算是“正式”被打倒了。7月29日，中南海一些“革命群众”以开支部会的名义，批斗了父亲，限他三天内交出“请罪书”，宣布从即日起限制邓夫妇的行动自由。面对诽谤和批斗，父亲忍无可忍，提笔给汪东兴写信：“今日上午支部会议的情况料已知道。另，外语学院也要我在30日以前写出交待，支部限期是三天。对此类事情应如何处理，理应请示主席和中央。电话不便打，我写一封信求见主席，请代为转呈。”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父亲写道：“5月见主席时，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你，并嘱如要见主席可直接写信。我再次写信求见主席，实在感到非常抱歉。今（29）日上午，我们几个单位的支部开会，当面对我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在会上勒令我在三天内交出我的请罪书，彻底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主席的罪行，同时对我的生活行动方面也做了一些处理。我目前确实心中惶惶无主，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十分恳切地希望能够面向主席请教。我自觉这个请求是不一定恰当的，但我别无办法，只能向主席倾吐我的心情。如果主席太忙，是否要别的同志找我一谈。”
毛泽东没有再见邓小平。打倒邓小平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8月1日，父亲的秘书王瑞林和警卫员张宝忠被调走了。中办派来了一个新“秘书”，而这个新“秘书”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母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屋里的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新“秘书”声色俱厉地让母亲揭发父亲。母亲从容地说：“小平同志从来不把工作上和组织上的事对家里人讲，我什么也不知道。至于文件，每天看完后，该处理的当天都处理了，其他的都送中办机要处了，要什么，你们自己去翻吧！”眼看着捞不到什么东西，对母亲的“审讯”便如此了了。
家抄完了，下一步，该是批斗会了。
8月5日，为庆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谢富治和戚本禹到“揪刘火线”进行煽动，建议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声讨批判大会。同一时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分别在住地组织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造反派事先通知要进行批斗，我们全家已有准备。妈妈叫我们在家的孩子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无论如何不要出来。
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家后，从屋里把父母亲押出来，由造反派团团围在院子中间。一些造反派上前将父母的头强行按下，让他们弯腰、低头认罪。一阵震耳欲聋的“打倒”口号声后，造反派们气势汹汹连喊带叫地批判了一通，然后便七嘴八舌乱糟糟地进行质问。我清楚地记得，一个从上海调来的中办秘书局的女造反派喊叫的声音特别尖锐特别刺耳。母亲的眼镜让造反派给拿掉了，她低着头想看一下父亲都看不清。父亲耳聋，又弯着腰，根本听不清那些吼叫，因此也无从回答。他刚刚辩解了几句，话还未说完，便被粗暴地打断。造反派说他态度不好负隅顽抗，接着便又是一阵乱批乱吼。造反派还在院内架上喇叭，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批判大会实况放给他们听。
妈妈不让我们出来，我和两个姐姐在屋里，紧紧地拉上窗帘。姐姐们听着批斗的吼叫，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她们怎么也不忍去看父母亲被斗的惨状。而我则站在桌子上，从窗帘缝中一直看着。我说，我要看，要看到底，而且我要把这一切永远地记在心里！
批斗结束后，母亲扶着父亲走回屋里，看到父亲脸色苍白，赶紧倒水让他喝，再扶着他躺下休息。这一天，就这样在吵闹混乱之中结束了。
事后我们听说，这次批斗刘、邓、陶，对邓，还是最“文明”的。对于刘和陶，则残酷得多，特别对刘少奇，进行了残酷的人身摧残。
批斗抄家后，父亲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彻底打倒了。
在中南海我们的家中，父母亲已处于软禁状态。我们几个孩子还可以住在家里，但不准到父母亲住的北房。不过，院子里没有进驻造反派，所以我们还是经常悄悄地去父母亲那里。受到批斗以后，父亲沉默、无言、没有笑容，但也没有显露出过分的激动和绝望。在父亲镇定情绪的影响下，我们全家人的心情也并没有低落不堪，只是更少出去，尽量多地呆在家里。要知道，“文革”中，在社会上，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境遇比我们糟、情况比我们惨的，实在太多了。见怪不怪，相比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在这期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些事，让我们全家人永远难忘。
我们的家在怀仁堂旁边，一个小胡同，从南到北前后四个院子。一院李富春，二院谭震林，三院邓小平，四院陈毅。原本，四个副总理，四户人家，大人们既是老战友又是老同志，关系亲密。小孩子们更是从小一起长大，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甚欢。“文革”以后，到处标语口号一片混乱，每家每人都忙于应付运动，自顾不暇。父亲被打倒后，我们更是不愿出门，不愿见人。有一天，我和大姐邓林从家里出去，走到胡同口，看见陈毅伯伯带着警卫员，正从外面走来。看他严肃地沉着脸，就知道一定是刚刚被迫看过大字报。许久未见，陈伯伯人瘦了，我们从小就熟悉的那副动人的笑容也消失了，只是他的腰板，还是挺得那样的直。我们知道，在“二月逆流”中，陈伯伯也挨了批判。为了不再连累他，我们自动躲着靠在一边。不想他一眼看见了我们，脸色一变，眉头一扬，老远的几步就跨了过来。他叫着我们的名字，并突然弯下腰来，像是鞠了一个躬似的，然后问道：“都好吗？”我们一下子愣住了，当反应过来，知道他是在问候谁时，心头一热，忍不住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我们赶紧回答：“都好。”陈伯伯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说完，他又沉下了脸，缓缓向巷子的深处走去。当时，我们曾为此激动了好几天，却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和陈伯伯最后的见面。
还有一次，公务员老吴回来，把一包香烟交给母亲。他说，在胡同里，碰见李富春的警卫员小孔，小孔看见周围没人，悄悄塞给他一包烟，小声说：“这是富春同志给小平同志的。”老吴看着小孔走后，半天才回过神来，赶快回家。父母亲看着这包香烟，许久没有说话。他们心里明白，在这艰难时刻，他们的老同志老战友，惦记着他们呢。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