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原来是很赏识的，一直想委以重任。但“大跃进”失败以后，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逐渐与“左”的做法疏离，使毛泽东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一线领导开始产生不满。这种不满日益加深，并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演变成为进行人事更替的决心。“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他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曾希望继续用邓，并希望邓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谈了一次话。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和林彪谈崩了，就注定了林彪在其上升的道路上，绝不容邓。林彪深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与对刘少奇的不满是不同的，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这种不同，对于如何处理邓，是相当重要的。去掉刘之后，邓就成为林彪最大的心头之患。工于心计的林彪知道，要除掉邓，还需竭尽一切之能事，于是不断加紧加重对邓的攻击和批判。12月6日，在一次会议上，林彪讲话，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把刘、邓的问题大大升级。
与此同时，看到毛泽东虽然批判了刘、邓，但尚未有进一步彻底打倒的准备，陈伯达、康生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便联合林彪集团，谋于密室，企图掀起一场更大的波澜，誓欲置刘、邓于死地而后快。
12月18日，江青公开鼓动打倒刘少奇。
同日，张春桥把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叫到中南海密谈，布置进一步打倒刘、邓的具体措施。
12月25日，也就是在1966年快要结束的最后几天，清华大学五千名师生冒着严寒示威游行到天安门，召开了一场彻底打倒刘、邓的誓师大会。
12月27日，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等造反派头头用激烈恶毒的语言对刘、邓进行诬蔑和攻击。
由此，各地造反派纷起呼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打倒刘、邓的新狂潮。
1966年，一个奇特而又非同寻常的年头。
这一年，将作为极其特殊的一页，以突如其来地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革命造反”大运动而载入史册。
这一年，崇尚不断革命理想的毛泽东，以其无边的想象力和实践精神，让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见识到了“群众革命”的强大威力。
革命尚未有穷期。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毛泽东像先哲一样预言，下一年——也就是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这预言，像一个巨大的符咒，笼罩在辽阔神州大地之上。
第5章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
1967年1月1日，党报党刊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在“总攻击”的号召下，更多的、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被批判和打倒。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中央文革诬为“最大的保皇派”，贺龙元帅被林彪点名说成是“大土匪”，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赵林、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省级和军队领导纷纷倒台。在疯狂残酷的批斗中，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迫害致死，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毒打致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也不明不白地死去。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各级政权“一朝覆亡”，各级领导陆续被打倒，真正是一个疯狂的年月。
但是，仅仅打倒各地党政领导，还不能满足林彪一伙和中央文革的野心。在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从1月份开始，造反派在上海夺取了全市的党政大权。由此开始，在毛泽东的肯定下，又展开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运动。以“文革”造反派为主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党和政府的机构及组织。
对于夺权运动，毛泽东不仅赞成支持，而且把它作为实现其继续革命理想的一项重要措施。他的理想，就是要通过这场“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打破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掌权的旧世界，建立一个全新的、革命化的新世界。而这个理想世界的具体形式，就是建立像巴黎公社那样的、由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的、全新的“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否就是他心中所期望的那种“大治”？如果是的，那么，就事与愿违了。在“大治”之下，掩盖不住的事实，是继续的大乱，是那业已失控的、不可收拾的、更加严重的大乱。
造反派冲击学校，冲击地方党政机关，进而冲击军队，大规模混乱事件接连发生。1月底，新疆石河子发生造反派冲击军事单位造成流血事件，成都发生军队与造反派对立的“镇反”事件，西宁发生军队被迫反击造反派冲击开枪死人事件，武汉发生因造反派冲击报社和军队引发的军队“抓人”事件，广东、内蒙古、安徽、河南、湖南、福建、西藏等地，各类事件也都遥相呼应似地接连发生。
“文革”开始以后，先是发生批斗抄家的疯狂行动，继而大批干部被迫害打倒，直至爆发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这一切一切，使许许多多的人，从刚开始的惶惑，变成不安，变成抵触，变成了愤怒。
2月，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以及余秋里、谷牧等老干部为一方，与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斗争。
这一批功勋显赫、为革命出生入死、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的老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军委会议上控诉“文革”中发生的暴行和非法行动，怒斥中央文革的阴谋和倒行逆施，其言语之激烈、情绪之激昂、怒气之喷薄，真可谓正气凛然、痛快淋漓。
但不幸的是，这些正气之声，不但未能唤醒毛泽东，反而让他认为由他亲自发动的这一场革命运动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和阻力。他严厉地批评了这次被冠以“二月逆流”的抗争，同时下定决心排除一切阻力，继续深入开展这场“史无前例”的、却又总是不为人们所理解的“革命”运动。
在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判了刘、邓。并在此时成立了专门用以调查“罪行”的“刘少奇专案组”。
在批判加剧的情况下，对于刘、邓，特别是对刘少奇的公开点名，也成为必然。（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