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因事态紧急，中央于13、19、22日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说工作组压制民主，给群众泼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组。刘少奇愤而驳斥，并与康生发生争执。素以沉稳著称的邓小平忍无可忍，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你们到前边试试！并明确表态：“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在会议上，中央一线领导和中央文革，从思想到言词均已针锋相对，斗争已趋白热化。
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的斗争更趋激烈，派性和派别组织由此产生。各大中学校均已停课，大小辩论会昼夜不断。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被迫到学校与学生对话进行说服。记得有一次，父亲到一个大学参加辩论会，回答学生质问，在场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操场上人群拥挤，口号震天，群情激昂。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陈伯达那没人听得懂的福建话和王力的从旁翻译，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的那些说明和劝说，则显得那样的无奈和无力。这些参加了一辈子人民革命的老革命家，面对这样一种扭曲变形了的群众“革命造反”场面，彻底地茫然了。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是造反运动的支持者。在北京“天下大乱”的时候，他在杭州，在波光粼粼的西子湖畔，发表了与北京的一线领导截然不同的观点。6月21日，他说，文化革命是一个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他说，现在不派工作组去学校，让他们大乱一场。7月8日，他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这是自运动以来，毛泽东发出的又一次“战斗”号令。
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豪迈从容地畅游长江后，回到了北京。
他托词休息不见闻讯赶来的刘少奇，却在当日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
从第二天开始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汇报会”。会上仍是分歧很大，中央文革猛烈攻击中央一线领导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意见。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明确指示立即撤出工作组。
毛泽东为工作组定了性，派工作组的刘少奇、邓小平，在此问题上，自然而然地“犯了错误”。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性的讲话。邓小平说：“必须说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有的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周恩来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嘛。”刘少奇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其他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讲话，是检查，是承担，更是肺腑之言。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我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望着那空旷的主席台，万人大会堂内鸦雀无声。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眼泪，在内心深处体会着父辈们言语之下的抵触和无奈。我也清楚地记得，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他以无人企及的巨人风采向全体与会者频频挥手致意。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为了看到毛主席，后面的人不顾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尽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会议由开始时那极端的压抑和沉闷，一下子变成了欢腾的海洋。
此次大会后，由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消除了阻碍，名正言顺地进入了“造反有理”的新阶段。
第3章
炮打司令部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全会初期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说“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并明有所指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还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写下了那张著名的“我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其中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字报虽未点名，但其矛头所指昭然若揭。
会议从此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揭发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员，从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起头，倒溯1962年以来中央一线工作的种种“错误”，一一尽数，罪责刘、邓。其间毛泽东讲话，指责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错误路线。会议批判所得结论，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的最后，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邓小平虽由原来的第七位变为第六位，但实际地位下降。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为唯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并且取代刘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次会议后，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会上接受批判的同时，父亲有时还必须要到一些学校去参加运动、参加群众集会和回答问题。以前，对于“文革”，他曾说是“老革命遇见新问题”而表示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后，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虽沉默，虽无语，但对于运动，特别对于中央文革一班人马的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厌恶。有时，在群众场合，他还不顾所处逆境，为自己，甚至为他人，申明正义。8月2日，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学参加师生员工大会，有学生递条子问关于“二月兵变”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谣加罪贺龙元帅的一个阴谋，明知在场的有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诸大员，他还是直言回答：“已经查过了，没有这回事。”并说：“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从这仅有的几句辩词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当时心中的愤懑。他想为他的老同志老战友辩解，但这时的他，已是人微言轻，有口难辩了。
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