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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第1章 多事的1966年(3)

邓榕

2016年03月16日08:45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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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字报一经贴出,整个北大即刻哗然。二姐邓楠那时在北大上学,看到大字报后,马上打电话给妈妈询问大字报的事情。妈妈当时就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好,在延安时就表现不好。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啊!”妈妈的态度,是代表爸爸的。显然,对这张突如其来的“大字报”,父亲是持反对意见的。

风暴既来,便无人可挡。当日,北京大学内各种意见的大字报已逾千张。北京震动了,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北京的大中学校。6月1日以后,大字报更是像雪片一样在北京的校园中纷纷飞落。一股强烈的躁动的气氛,像瘟疫一样不可抗阻地流动着,北京大中学校顿时全面陷入混乱局面。造反行动

不断扩大升级,一些学校出现了批判揪斗校长、老师,甚至体罚打人现象。

5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姚文元等任组员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宣告成立。此前一直在暗地里策划活动,而日后则要登台扮演重要角色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式披挂上阵,粉墨登场。

毛泽东一向信奉“不破不立”基本原则,他的立意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此时的他,身在外地,遥看着北京这一番大破大乱的局势的发展,当觉甚合其意。

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面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则陷入极其为难的境地。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题,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电话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电报进行请示,毛泽东当夜批示:“同意这样做。”

正当中央一线领导忙于部署领导运动事宜时,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6月1日,毛泽东作出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并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

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的,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一天之内,风云突变,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此后几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形势急转直下,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刘少奇于6月3日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局势。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识下,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污蔑人等八条规定;决定派出工作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于瘫痪的局面;并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的快。邓小平在会上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会后,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由于有人背后支持造反运动,工作组进校后,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开会,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不在北京,许多重大政策定不下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于6月9日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会上漫谈,议论内容涉及“文革”的方方面面。会上谈到运动可能要进行半年时间,但并未对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提出具体意见。关于派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只是在议论中表示: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从杭州回京后,由于周恩来要出国访问,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从6月4日起,北京新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经验,向部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想通过派工作组进校,达到保持党对运动领导的目的,同时制止混乱恢复秩序。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既支持又关心,还分别直接接见工作组人员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

邓小平在6月4日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谈话中,针对学生批判老师“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

详细抄录这篇讲话,是为了说明两点。一是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则上都不认同“造反”的理论;二是可以看出,到了这时,他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意图依然毫无意会,更不要说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紧跟。作为中央一线领导人,他和刘少奇一样,于不自觉之间,在运动的问题上,已经落伍,已经跟不上,已经远远脱离毛

泽东的步伐了。

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此后,他们多次开会听取运动情况汇报和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6月21日,刘、邓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运动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意见。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后,学校和社会上的混乱状况有所好转,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遏制。6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如其来的运动狂潮,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是他们所应该作出的正常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决定。他们和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希望学校恢复正常,希望学生回去上课,希望首都恢复平静。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从根本上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而且在暗处,中央文革一班人马,正鼓足了劲头,精神抖擞地策动和支持学生的造反行动。对于江青等人来说,只有动乱的局面,才是他们显示身手的大好舞台。

这场“文革”运动,从根本上来讲,是自上而下的和人为发动的,加之林彪、江青等“文革”势力利用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和天真幼稚,大行挑动和蛊惑,因此,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校以后,不但没能扭转混乱的局面,反而从一开始便遭到部分“革命群众”的激烈反对甚至轰赶。

由于对工作组进校的态度不同,各院校群众组织迅速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基本阵营。这种局面的形成,实际代表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线中央负责人,与以林彪、江青等为首的“文革”势力之间的对立的形成。

(未完待续)

(责编:乐意、秦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