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99年8月22日，是父亲九十五周岁诞辰纪念日。
父亲八十岁生日时，我送给他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以为贺礼。
十五年后的今年今天，我写此文以寄托缅怀之思。
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场浩劫。其影响之深，涉及之广，破坏之大，史无前例。凡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不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时光流逝，岁月如梭，回首往事，诸事淡薄，唯有心中的感知，仍旧萦绕于怀，不能磨灭。
父亲是“文革”十年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写“文革”，不能不写邓小平。而“文革”十年又是父亲人生中跌宕起伏的重要一页，写邓小平，也不能不写“文革”。写下父亲的“文革”经历，既是对他不平凡人生的回顾，也是对那蹉跎岁月的回顾。
我所写的，不能称作父亲的传记，也不是我个人的回忆录。一时茫然，不知归类，在此权称“感情流水账”吧。
愿人们随着这感情的流水，回溯往事，在对“文革”的回顾中，感悟一二。
第1章多事的1966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爆发，并不偶然，它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
建国以后，经过七年多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在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影响下，我们党内开始滋长一种集胜利、自信与头脑发热并存的喜悦与骄傲。对现实和成就的过高估计，对及早进入共产主义的急切，使得不切实际的想法滋生膨胀，违反经济规律的冒进措施大行其道。经过几次反复，“左”的理论逐步升级，最后终于在党内占了上风。
与此同时，在党内民主日益削弱的基础上，个人崇拜和专断发展，党内生活已不正常。对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使此时已树立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对不同意见日渐不满和不容，开始在政策上和组织上，并最终下决心在人事上，采取非常举措，排除一切阻力和障碍，以确保他认定正确的革命路线畅通无阻，顺利进行。
1966年的开年，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三九严寒，一样的北风凛冽。冬日的阳光照耀大地，给万物带来生机和活力。
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方努力，经济形势大大好转，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带来的巨大困难得到克服。人们心中那沉重的负担已经减轻，紧锁的眉头也开始舒解。党中央正在放眼未来，开会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还是食有定量，物资不足，毕竟人们已可以基本吃饱肚子，可以以较为轻松的心情生活和工作。人们以善良的心，期盼着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更平静，生活过得更有意义，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
但是，事物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料，更常常有悖于人们善良和单纯的愿望。
人们没有注意到，在上一年——也就是1965年年末，发生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件。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批判了撰写戏剧《海瑞罢官》的历史学家吴晗，并借此批判所谓彭德怀的“翻案风”。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和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写成的。
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捉刀写成上述批判文章。文章报经毛泽东前后三遍审阅，而后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具有极强的政治批判目的，对未来“文革”运动的爆发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文章的策划出笼，经过了一个长期而又缜密的过程，并且是在对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篇批判文章于上海发表后，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因不明就里，并未引起太大注意。对于该文，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和保留的态度。父亲作为总书记，对批判吴晗很不赞同，当彭真对他说吴晗心理有负担时，他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父亲照常和吴晗打桥牌，并对吴晗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父亲不赞成这种批判，他劝慰吴晗，想保吴晗，却没料到，事态的发展很快脱离了正常轨道。中央书记处在了解到姚文元文章发表的背景后，不得已让北京各报进行了转载。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件不经意的事情，但是，却正是这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并进而演变成为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导火线。
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职，“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杨家与我们家一向交往甚密，当毛泽东作出处理杨尚昆的决定时，父亲却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后来在被迫“检讨”时，父亲曾说过，他曾长期不认识这是一种“特务”行为，作为总书记，他对此事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这个“检讨”，说明了他对批判杨尚昆的不赞成和不以为然。杨尚昆从中央降调广东工作，父母亲还专门安排他在北京上学的女儿妞妞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如果说，批判杨尚昆还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的话，那么，在此后发生的事情，意义就不同寻常了。
是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军队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诬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有篡军企图。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诬告，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对背的揭发和批判。
据我的母亲回忆，那次在上海，会议的气氛非常而又紧张，所有与会者均没有了往日的和谐与谈笑，会议文件连秘书都不能看。母亲觉得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不敢问。父亲也是什么都不说，整日沉着脸，少有的严肃。12月10日，中央用专机把罗瑞卿夫妇接到上海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和邓小平找罗瑞卿谈话。那天，父亲叫母亲，说：“今天我们去看罗瑞卿。你也去，看看郝治平，劝劝她。”在汽车上，母亲看见父亲和周恩来都沉着脸不说话，她虽不明就里，但心中甚感紧张。到了罗瑞卿被隔离的地方，周恩来、邓小平与罗瑞卿在楼下谈话，母亲与郝治平上楼。母亲对郝治平只说了一句：“你放宽心些。”便控制不住地哽咽起来。后来批邓时，造反派曾抓住此事，说邓小平包庇罗瑞卿，说卓琳与郝治平抱头痛哭。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