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南解放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会议上，邓小平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这一决策被普遍认为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成渝铁路西起成都，东抵重庆，全长505公里，于1950年6月15日开工，1952年7月1日建成通车。这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干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实现了巴蜀人民近半个世纪的夙愿，对于推动整个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铁路，是四川人民的梦想
成渝铁路所在的四川地区地处中国西南内陆腹地，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但四周被高山和高原环绕，仅有长江水路和秦岭巴山间的羊肠小道与外界沟通，山高水险，交通不便。路，既是四川人民的千年之痛，也是四川人民的千年梦想。
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从小就熟知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历史，熟知铁路对四川人民的重要性。在肩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营西南”的历史重任后，建设成渝铁路的宏伟蓝图在他心中逐渐清晰起来。
早在进军大西南之前，刘伯承、邓小平就常说：“我们到了四川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1949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在率二野进军四川之前，两次专程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家中拜访他的堂兄、我国著名兵工专家陈修和，商谈如何加快成渝铁路的修筑问题。陈修和介绍说，抗战期间，汉阳钢铁厂的许多设备和技术力量已迁到重庆钢铁厂。重庆解放后，若充分利用这些设备和技术力量，每年可产4万多吨铁路钢轨，基本上可以解决成渝铁路修建所需的钢轨。现在成渝铁路不少路基已筑成，部分桥墩、桥涵、隧道已联通，充分利用这些条件，筑路工期是可以缩短的。对此，邓小平十分赞同。
“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
1949年7月16日，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8月1日，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随后又决定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初，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进驻重庆。邓小平在西南局委员会会议上，正式作出了“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的重要决策。12月3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说：“要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不但可以恢复经济，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
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共中央报告重庆解放一个月后西南地区情况和建设新西南的工作计划时，特别指出建设新西南的第一步是修建成渝铁路，经济要发展，铁路应先行，要“着重于修建成渝铁路”。
2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在邓小平的提议之下，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即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随即，西南军政委员会委派交通部部长赵健民赴北京向党中央及铁道部汇报有关成渝铁路的修建计划方案。
此前，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作过多次调查研究。考虑到修建成渝铁路是四川人民的长期愿望，如从成渝铁路入手，既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带动钢铁、机械、煤炭等行业的恢复和发展，还可以凝聚民心，有利于新政权建立后新秩序的确立。
接到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报告后，周恩来亲自审定，然后直呈毛泽东。国家当时财政相当困难，党中央和政务院为了西南人民，决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立即兴建成渝铁路。
中共中央、政务院在批准修建成渝铁路计划方案时特别指示：“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政务院的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决定，以旧成渝铁路工程局为基础，组建重庆铁路工程局。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特别指示迅速抽调一批军队干部充实成渝铁路各级领导班子，加快成渝铁路的各项准备工作。
“修建成渝铁路，我们军队要打头阵”
考虑到解放初期修建成渝铁路是在国民经济尚待恢复和缺乏必要施工设备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在地方动员组织工作尚待开展之前，先抽调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部队组成军工筑路队开工铁路建设。对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在困难条件下先用军队来修筑成渝铁路的建议和做法，毛泽东表示：“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
1950年5月，邓小平在讨论成渝铁路有关问题的会议上强调指出：“修成渝铁路，我们军队要打头阵。”在邓小平“军队带头筑路”的指示下，西南军区首批调集4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奔赴成渝铁路沿线工地。
6月15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直属部队组成的军工筑路第一总队筑路大军高举“开路先锋”的旗帜，开赴重庆九龙坡、油溪等工地，揭开了修筑成渝铁路的序幕。后来，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安排下，西南军区又从川东军区、川南军区、川北军区、川西军区和西康军区各部队总共抽调了数万人，组成5个军工筑路队。他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既是修筑成渝铁路的主力军，又是一支重要的护路武装力量，在工地沿线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土匪的骚扰破坏，保证了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
为解决成渝铁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为解决西南地区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吸收四川各地的失业工人参加筑路。最初实行计日工资，每一标准工每日工资为8市斤大米。在各级工会和劳动部门的具体组织下，包含重庆市有1.8万余名失业工人从各地投入筑路行列。重庆市游民收容所1200名游民乞丐，经过学习培训以后也参加了筑路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各军工筑路队于1950年11月底相继归还建制，工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更加突出。1950年1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召集了成渝铁路沿线行署、专署、县人民政府负责人会议，决定由四川的4个行署负责动员、组织领导民工接替部队，按计件工资的办法继续修建成渝铁路，并抽调大量地方负责干部参与修筑成渝铁路的组织领导工作。同月，人民解放军西南工兵部队约7000人继续参加筑路，至1952年1月调回。1950年12月，经邓小平签署命令，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下属民工筑路指挥部成立，下辖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区指挥部，直接领导和指挥全线民工的筑路工作。12月底，第一批民工到达工地。整个成渝铁路修筑工程中，前后共计投入军工约2.9万人，失业工人约1.9万人，民工约7万人。
“花钱少，事情办得好”
1950年6月15日，邓小平在成渝铁路开工典礼致词中说：“我们今天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与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人民对建设的希望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
按照中央确定的“就地取材”的原则，成渝铁路在施工中多用价廉的石料而少用钢筋混凝土，除大中型桥梁使用钢梁外，其墩台、基础以及中小型拱桥、涵洞都尽量利用沿线所产的石料，全线43座隧道中，1950年后新建的28座隧道的边墙全为石砌，隧道拱圈有23座是石拱。新建桥涵圬工总量40.2万立方米，其中各种料石、片石、卵石及碎石等石砌圬工占90%以上，混凝土只占8.6%。全线共有石拱桥827座。这就大大节约了修路的材料费用。
同时,沿线还有很多翻身农民参与修路不计报酬，自带干粮，自备工具，看到哪里需要人手就在哪里干活。不少人甚至将家藏的寿板、房料等无偿捐献出来作铁路枕木，成渝铁路所需的129万根枕木，就是沿线群众在极短的时间内备齐并送达工地的，成渝铁路全线总造价为人民币1.9亿元(其中政府投资1.6亿元)，每公里平均造价37.65万元，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丘陵地区建成的最省钱的铁路。
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具体领导和指挥下，在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成渝铁路工程进展顺利，1950年8月1日开始从重庆向西铺轨，1951年6月30日铺至永川，12月6日到内江，1952年1月26日到资中，6月13日铺轨到达终点站成都。至此，经过10万多军民的努力苦战，全长505公里的新中国第一条由自己设计、自己建造、材料零件全部为国产的成渝铁路正式贯通。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典礼在成都和重庆两市同时举行。贺龙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分别在成都和重庆主持盛大的通车剪彩仪式。邓小平出席了在成都举行的通车典礼，他还邀请了当时许多四川耆宿如熊克武、但懋辛、刘文辉等参加，请他们亲眼目睹共产党人的办事效率。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纷纷题词祝贺。邓小平也为《新华日报》挥毫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摘自《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