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又回到了四川。回到了重庆。回到了他的故乡。命运竟然安排得这样的巧。
记得吗？二十九年前，在重庆江边的码头上，一个名叫邓希贤的十六岁的少年，乘着一艘名叫“吉庆”号的客轮，顺着那奔流不息的长江之水，走出四川，远洋跋涉，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旅程。
有谁想象得到，二十九年后，这位邓希贤，已改名为邓小平，而这位邓小平，竟然是率领着千军万马前来解放四川的首席指挥员。
从重庆走出，从四川走出，又回到重庆，回到四川。
命运将父亲的人生历程在这二十九年间，划了一个曲曲折折的圆圈。
回到四川，父亲已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人了。这时，他是中央下属几大行政区域之一的最高官员。
在重庆，父亲终于建立了一个安稳的家庭。南下的时候，因为军情没有那样险峻和危急，所以，父亲和刘伯承两人，都是携带家眷南进的。
两辆美国吉普车，刘家一辆，邓家一辆。刘家大人小孩共六口人。
邓家还是两个大人，三个小孩。但是，实际上，妈妈的肚子里，已经又有了一个小小的生命，那就是我。
我的哥哥姐姐们总是说，他们参加过抗日战争，资历最差的也是参加过解放战争。而我呢，只好反唇相讥道：我也参加过解放战争，参加过解放大西南，只不过是在妈妈肚子里罢了。
这么两辆吉普车，颠颠簸簸地，走了两千多公里，到了四川。
四川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我才降生。
其实，我还不算最没资历的，我的弟弟飞飞，是1951年8月才出生的。他才真正的连一点儿老革命的边儿也没沾上，是个货真价实的“解放牌”。
在重庆，我们家住在原来国民党一个机关的楼上。刘伯承调到南京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贺龙一家就住在我们家的楼下。
父亲这个人，外表上严肃不多言语，实际上与人极好相处。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他几乎与所有的人的私交都相当的好。
朱老总自不必说了，德高望重，和蔼慈祥，又是四川人，父亲极敬重他。
彭德怀，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时，一直与父亲在一个战场上。彭没有孩子，看见我们家孩子多，就向我父母亲提出来要把我过继给他们当孩子。我的父母当然舍不得了，可有一段时间，吓得我一见彭老总就没命地往父母身后又藏又躲。
刘伯承，与我父亲不但十三年生死与共，而且两家人长期住在一起，两个妈妈也是极好的朋友。
陈毅，与我父亲都是四川人，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一起打淮海，一起渡江，一起打南京、上海，又是两个在吃的方面有共同嗜好的人，后来在北京还作过十年的邻居，两家人常常一起散步，一起郊游。如果有点奇珍异果，像外国朋友送点那种臭得出奇的榴莲什么的，也有福同享一番，可见相互关系之亲密。
聂荣臻，又是一个四川人，又是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生，父亲称他为老兄。五十年代初刚到北京时，我们就住在聂伯伯家隔壁，我们小孩儿们一有空就跑到聂伯伯家要糖吃。聂伯伯常请我们家去他家吃四川小吃。父亲也不客气，一带就带上七口八口一大家人去吃“冤枉”。聂伯伯最长寿，在他九十岁去世之前，是我那年事已高的父亲唯一出门去探望的一个人。
罗荣桓，长征时与我父亲在一起，后来虽不在同一条战线上作战，但二人相知很深。父亲和罗伯伯在生活上相互关心，在政治观点上也甚是投合。可惜罗伯伯去世得太早。他去世后，父母亲还特意让我去罗家住了一个礼拜，陪他们家的两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女儿。
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算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记得为了让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声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
徐向前，曾在刘邓大军中任过副司令员，我们两家人也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父亲十分尊重徐帅。徐帅体弱多病，又年长几岁，父亲总是十分关心徐帅的身体。
贺龙，贺胡子，性情特别豪爽。在西南，两家人楼上楼下，孩子年纪也差不多，一块儿玩，一块儿打架。解放后，父亲常带我们去贺伯伯家串门儿，大人们又说又笑，孩子们又玩又闹，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一家人呢。
说来也怪，十大元帅，父亲与九人关系都极好，可唯独就是与林彪从不来往。话也说回来，这主要是因为，林彪性情太古怪，是他从来不与任何人来往。
回过头来说西南吧！
刘伯承调往南京工作后，在西南，在四川，主持军政工作的主要是父亲和贺龙。
到了西南，父亲工作之繁忙分毫不让战时。（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