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之战，一是使国民党军队控制了大片国土，二是使美国达到了遏制苏联的目的。其结果，东北内战的加剧，加深了全国内战的危机。
在晋冀鲁豫区，从1946年1月14日至4月底，国民党军队对该解放区进行了大小九百二十余次的进攻，也就是说，每日平均有八次之多。其中万人以上的进攻四次，千人以上的四十次，百人以上的一百一十多次。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当仁不让，在刘邓率领下，进行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同时又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虽然签订了停战协定，虽然美国人的调停还在继续，但是，解放区人民的心里雪亮雪亮的。面对国民党的频繁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丢掉幻想，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迎战来犯之敌。
这是一段没有平静的相对“平静”时期。
自从1945年12月间，刘邓司令部迁至武安县以后，父亲、母亲在武安暂居下来。这时，母亲把三个孩子都接回了身边。这是自1939年这个家庭建立以来，自有了三个孩子以来，全家五口人第一次团聚在一起。
妈妈和爸爸结婚以后离开延安，一晃，竟过去了五年多的时间。
这五年，妈妈过得可真不容易啊！
她这个原来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这个刚刚迈入革命殿堂为时不长的青年革命者，一下子走进了太行山脉，一下子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她毫不犹豫、毫无畏惧地接受了战争的洗礼。虽然她一直在机关工作，但在太行山上，根本就没有后方。她和部队一起行军，一起转战，一起跑“扫荡”。她先是驻在辽县麻田的八路军总部，这里是前方中的小“后方”。不久，她卷起铺盖卷儿，到涉县赤岸，和父亲一起留在了一二九师前线指挥部。
第一个孩子生下以后，妈妈本可以把孩子留在身边，但那时正值敌人频繁“扫荡”，如要行动起来，带着孩子将会很不方便。妈妈说：“我不愿意为了我和孩子，动用一些战士来专门保护我们。”她忍痛把孩子送到老乡家，只身一人，随部队去行军、去转移。一年以后，他们的部队路过孩子住地的附近，妈妈才得一机会去看望了孩子。妈妈是和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的妻子陈书莲一起去的，他们一进屋，只见孩子又瘦又小，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简直不成样子！妈妈忍住心酸，把眼泪咽进肚里，和陈书莲一起赶快给孩子洗了澡，做了衣服和被子。
部队停留了三四天，就又出发了。妈妈舍不得孩子，但她还是走了。
我的大姐林儿一岁半时，她的奶娘怀孩子了，妈妈就把她接了回来。妈妈说，刚回来时，林儿身体极弱，连用手赶苍蝇的劲儿都没有。那时，还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部队里带个孩子，又要经常跑“扫荡”，可实在是辛苦的，所以妈妈又把林儿送到另一个老乡家中寄养。次年，蔡树藩去延安开会，妈妈正好让他把林儿送到延安进入保育院。1944年我哥哥胖胖出生后，1945年我的二姐南南出生后，也同样被送到老乡家中去喂养。
妈妈的头三个孩子，就是这么样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在战争的残酷进行中成长的。他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没有过一天的太平日子，没有任何的基本生活享受，他们是由太行山老百姓的奶水和太行山的小米粥喂养起来的。就这么着，在战火中，在各种天灾人祸中，他们都活了下来，而且长大了。
到武安后，三个孩子都接回来了。爸爸高兴极了，妈妈却愁死了。
为什么愁呢？原来，大孩子刚从延安回来，不说话，不张口吃饭，手里拿着个苹果都不会吃，人瘦瘦的，一看就是营养不良。二孩子拉肚子，晚上睡觉也不得安生。第三个孩子才一岁半，妈妈又没奶，喂小米粥又喂不进去。妈妈找了一个农村小姑娘和一个老太婆来帮忙，结果她们非但帮不上什么忙，连火都生不着。这可真把妈妈急坏了。工作再忙，军情再急，行军再苦，都没有把妈妈急坏过，这下子，她可是真正的着急了。
生活嘛，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看似重要的问题未必难倒人，看似简单的平常小事儿，却反而可以使人手足无措。
好在，生活总归是会进行下去的，什么事情，惯了，也就好了。在武安的这个家，终于慢慢地安顿了下来，平稳了下来。三个孩子开始欢欢喜喜地一块儿玩耍了。太阳把他们照得黑黑的，他们人长胖了，个儿长高了，围着爸爸妈妈团团转了。爸爸极爱孩子，他虽然没时间管孩子，但依我看，天底下像他这么爱孩子的，那样不言不语地，却是全心全意地爱孩子的，也是少有的。
1946年3月2日，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由武安迁往邯郸市。
从此，邯郸，这个古代赵国的都城，便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成为刘邓的指挥中心，成为华北解放区的南大门。
爸爸、妈妈带着我的三个哥哥姐姐也驻进了邯郸。孩子们当然什么也不懂，每日照样嬉笑玩耍，可大人们却都十分高兴，要知道，这是军区机关第一次进驻较大城市呀！
妈妈忙着照看三个吵吵闹闹的孩子，爸爸则是每日忙着他的军政大事。
进城了，邓政委指示，所有直属机关部队要少住民房，多住货栈。司令部也是驻在原日本军队的一个兵营里面。
进城后，部队开始进行政治整训。邓政委讲，一要认清时局，二要整顿纪律。认清时局，就是认清大规模内战的危机严重存在，而坚决斗争是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保证。整顿纪律，就是要执行政策法令，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还特别强调了遵守城市政策的重要性。
5月份，部队在政治整训的基础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练兵。整个部队上下一致，强调以临战姿态进行练兵，各种形式的练兵，把部队的军事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与政训、练兵的同时，全区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在解放区腹心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6月中旬，由邓小平主持，在邯郸召开了土地会议，决定放手发动广大贫苦农民自己救自己，通过清算、退租等方式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中，坚决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团结中农，同时注意不侵犯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广大解放区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热情高涨，支援人民子弟兵进行革命战争的力量大大增强。
到1946年6月底，晋冀鲁豫解放区不断地壮大和发展，全区军队二十七万人，民兵发展到六十万人，人口增加到三千余万，所辖县城由八十多座增加至一百一十多座。
在半年之中，国民党军队，调集了十一个整编师和三个军的兵力，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行了频繁的“蚕食”、袭扰和进犯。
战争的阴云，已愈益密集地在中国大地上空翻滚。
1946年6月中旬，晋冀鲁豫区在邯郸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刘邓指出：内战的危险已十分严重，部队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以应付全面内战的爆发。
美国人的调停活动仍在进行，但是，不管这是真调也好假调也好，反正中国全面内战的爆发，已经迫在眉睫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