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琳让邓小平给她写信，邓小平答：“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季。卓琳回忆道：“我那时在公安部工作，他经常到公安部来，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当时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邓小平并不灰心。卓琳说：“后来他就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纯情朴实的方式，为邓小平与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以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奔赴了太行山。卓琳说：“后来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我就说，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妻子渐渐地适应了丈夫的性格，渐渐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要赶到那里。
邓楠谈道：“妈妈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可他到了饭桌上就到处分。结果最后，实际上，他一口都没吃。”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女儿邓楠深情地谈道：“60年代的困难时期，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所以他那点油和肉，大家一起吃就不够。所以，我妈妈就让他单独吃，他不干。我妈妈没办法了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他又不干了，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就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他到了饭桌上以后，就到处分。到最后，实际上，他一口都没吃，全分给别人了。”卓琳和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夫妻恩爱，携手白头，心心相印，患难与共。邓楠说：“我父亲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现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卓琳回忆起那段时光说：“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拣石头。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我不能多动，我连上楼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他拉着我上(楼)。”
邓小平走了，夫妻俩58年风雨中结成的深厚情义，全化作花雨飘洒。女儿邓榕介绍说：“虽然他们表面上性格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比如说，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都是很纯粹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实际上他们的心底，他们的内部，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女儿邓琳补充说：“我没见过我爸爸妈妈吵架。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他们两个，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包括‘文革’后来被打倒，我妈妈也绝对没有二心，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个典范。
邓先群说：“他跟孩子可有话说了。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呢，我大嫂就把(小兵)抱到他被窝里去。”
邓小平少年时离家远游，后来投身革命，等到他再回到四川时，父母双亲已经亡故，故乡尚有一未见面的继母和两个妹妹。倒是弟弟邓垦曾经在上海和延安与他匆匆见过两面。
邓小平从不插手兄弟姐妹工作待遇方面的事情，他更看重一个人的品格和奋斗，他会为他们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而感到高兴。弟弟邓垦说：“关心嘛，当然很关心了，不过具体事很少。待遇问题啊，从来没有哪个关心过我的待遇问题，他也不应该管这个事，我也没跟他讲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印象。”“实事求是”、“无私无畏”，这是邓小平八十寿辰，兄弟姐妹赶来为他祝寿时，他书赠给弟妹们的。平时天隔数方，都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邓小平很看重难得的一聚。
妹妹邓先群回忆：“他身边离不开孩子，特别喜欢孩子。你看平常跟我们没有什么话说，他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抱。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呢，我大嫂就把(小兵)抱到他被窝里去。”邓小平非常喜欢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喜欢一家人住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的开心。
邓榕回忆：“他就一拍大腿，跟我说，好，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
1968年8月，当时还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知道。
在动乱的年代里，孩子们散落各地，狂涛中的邓小平格外地挂念孩子。
卓琳说：“发配到江西后，孩子们在北京就被撵出中南海了，朴方那个时候，不是还为这个事摔断了腿吗？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江西去了。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躺在床上起不来，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两个环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他又能躺下来。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我端水，他(邓小平)拿手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手巾给他。”儿子邓朴方回忆：“他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女儿邓榕认为：“我觉得我父亲觉得他对他的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亲在‘文革’以后跟我母亲说，‘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些’。”
邓小平热爱事业，倚重家庭，但是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他很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邓榕回忆：“当时只有我二姐一个人是结了婚的。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子女(受到牵连)。因为我们家太‘黑’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有句话，就是‘黑帮子弟’嘛。所以我们真是太‘黑’了。(对于)我们这种人，别人连接触都不敢轻易接触。所以，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将来解决起来困难。所以，当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我爱人贺平以后呢，我父亲非常……高兴，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只是通了两封信，贺平是路过我们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家住了两天。这时候实际上我们还只是一般的朋友，但是我父亲觉得这个人一定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女婿。所以他当时很郑重其事地搬了几个凳子，跟我妈妈和我奶奶坐在后院里。我回来以后，他就一拍大腿，跟我说，好，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
邓楠说：“他跟我妈妈讲，他信任我们，所以他从来也不干预我们。但是他对我们生孩子有限制，就是说你们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你们生一个孩子我管，如果你们生第二个孩子我就不管了。他是用这种方式。” （摘自《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