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6.9%，对世界经济的贡献高达30%左右，仍是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处于“三期叠加”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能够取得如此瞩目的成绩，离不开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引领经济提质增效的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新使命、新挑战和新机遇，党中央、国务院站在新高度、寻找新定位、拓展新内涵、延伸新时空，引领中国经济巨轮平稳前行。
新高度：
国际与国内统筹
“中国采取的经济政策既对中国经济负责，也对世界经济负责。”2013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时强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宏观调控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一方面，国际经济走势的变化，必然会对我国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我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和政策的调整，也不可避免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这就要求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须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多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宏观调控更加注重前瞻预判。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在此之前，有关部门提前对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影响进行分析，积极储备和实施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
宏观调控更加注重审时度势。201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与市场汇率的偏离一次性校正到位。这是我国金融改革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的要求，也同时考虑到美联储加息预期上升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积累的状况。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对世界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影响也在加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更多考虑外溢效应，更多考虑加快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更加积极地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
我国积极践行“大国财政、统筹内外”的理念，深化双多边财经交流与合作，为国内改革发展提供支持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在上海正式开业。同时，我国积极参与G20峰会财金渠道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深化双边经济对话机制，进一步扩展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大国的财经务实合作。
新定位：
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新定位愈发清晰。
2013年，党中央、国务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区间管理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提出只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政府就不刺激干预，专心调结构、促改革。
“合理区间”是党和政府对于中国经济运行的目标希望，更是向市场主体发出的明确信号：既不让市场觉得，一有困难政府肯定出手，也让市场相信，真正遇到困难时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近两年，区间调控的新定位更为丰富和完善。总的来说，就是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2014年开始，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我国更加注重进行定向调控。传统意义上的总量调控难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薄弱环节和区域，容易导致发展不平衡、不稳定，需要加强定向调控，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有针对性地进行“喷灌”和“滴灌”。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下，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速持续回落；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大幅增加，收支矛盾不断凸显。在严峻的形势下，财政政策既要保民生、保基本，又要稳增长、调结构，还要促改革、促创新，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采取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大力推进“营改增”，对小微企业、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和高技术企业等实施减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在2015年，短期内连续两次大幅度提高了年应纳税所得额，优惠范围覆盖所有小微企业。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共有258万户小型微利企业享受减征企业所得税优惠,减税120多亿元,户均减免税额4600余元；2800多万户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享受暂免征收增值税、营业税优惠政策,免税613亿多元，两项共减税733亿多元。
此外，国家还整合专项资金、打造创新机制，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启动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注重引导、撬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为缓解地方政府偿债压力，防范可能出现的财政金融风险，进行了地方债务置换，妥善解决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
货币政策方面，积极运用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有效发挥了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的重要作用。
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要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相机调控，强调做好政策储备和应对预案，把握好调控措施出台的时机和力度，不断提高相机抉择的水平。
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这是我国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新探索、新实践，不仅促进了“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更为“十三五”时期我国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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