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将军说：“在王家楼，我们住一个小院子，两个窑洞，小平同志和我住北面的一个，警卫班住南边的一个。周围有一个小围墙，东面有一个小菜园，我们租来修了个‘克拉克’球场。我们每个人每月发五元钱，邓的钱由我管。他喜欢喝可可粉，我有机会去三原时就给他买点。吃饭政治部一个锅，很简单，有时有肉。我们军团政治部有一个炊事员是从江西来的，会做红烧肉，来军团开会的干部都喜欢来政治部吃红烧肉。邓的生活很简单，但很规律。吃完晚饭后，他常去散散步，然后又看书，疲劳了就打打克拉克球，或者看看战士们打篮球。邓同总部联系多，特别与当时的总政副主任杨尚昆联系多，杨每次来信都是鼓鼓的一大信封。邓几乎每天都要去驻在宫河镇的军团司令部看电报，或者和聂荣臻、左权同志他们去谈事情。邓对干部要求很严，他说：‘我这个主任，是要管师长的！’一军团的师长、政委们，不管谁到司令部来，都要到政治部来请示邓主任。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连糨糊也不想自己做了，想买香糊用，邓批评了，以后就不敢了。1937年上半年，刘伯承、萧克他们率领的援西军经过宫河镇时，他们都来王家楼看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艰巨呀！’西路军失败后，援西军停在庆阳一带，后撤回陕北。中央召开了一个一、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委托杨尚昆、罗瑞卿和小平同志三个人负责。开会的地点就在我们王家楼。尚昆同志来后，和小平同志、我三个人住一间房子，罗瑞卿个子高，一个人住那间警卫班的房子。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我们政治部负责，要管组织会议、生活和安全保障。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梁将军沉思地说：“我们一军团前后一共有过五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两任，时间最长。小平同志两年，在他的那个时期军团政治工作主要由政治部主任来抓。朱瑞任过一段，李卓然时间最短。我学习做政治工作，第一是向罗帅学习，第二是向小平同志学习。小平同志有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强，有用不完的精力。对问题抓得住，放得下。原则问题抓得很紧，其他问题放得开。”
梁将军介绍，一军团政治部共有一百多人，其中干部七八十人。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民运部、破坏部和总务处。
其中设有一个干部巡视团，是储备干部的地方，这里的干部可高可低，人数可多可少。
1937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邓小平对梁必业说：“我要调工作了。”
梁问：“到哪里呀？”邓答：“到总部。”梁：“谁来接替你？”邓：“罗荣桓。”
梁：“什么时候走？”邓：“很快就走。”
梁：“你的伙食费还剩下几块钱怎么办？”邓：“你怎么这样认真！”
梁必业后来用这几块钱买了几条火腿让邓带走了。梁说，邓与罗没有接上头，邓走后罗才来的（《罗荣桓传》中说罗是“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被任命为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后来一军团移至安吴堡，8月22日出发前，邓还专门从三原赶来，看望罗荣桓。
1937年6月、7月交替的时候，邓小平接替傅钟，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也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前敌总指挥部组成如下：
彭德怀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左权任参谋长，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抗战。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
从此，延安，这一陕北古城，变成了全国革命的心脏，成为一切爱国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1937年上半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势有所发展，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和以顾祝同为代表的国民党，进行了三次谈判。国民党派中央考察团十八人赴延安考察。6月上中旬，蒋介石在庐山与周恩来谈判。虽然国民党方面对于谈判诚意不够，百般出题刁难，甚至提出要求毛泽东、朱德“出洋”的荒谬要求，使得谈判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但国共合作的形势已渐趋明朗化，成为不可逆转之事。
这一时期，红军和全国各类革命武装已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全国的共产党员已有四万余人。陕甘宁根据地发展到东濒黄河，北至长城，西起固原，南到淳化，共三十六个县，总面积达十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万。
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扩大，革命军事力量的继续壮大，国共合作形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内坚定而又正确的领导核心的建立，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精神振奋，斗志旺盛，业已作好准备，奔向全国的抗日战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