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还有其他负责同志，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干部团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强，实际上是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在长征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约有一万多人。中央任命我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李富春是总政治部代主任，也在第二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部有四个女同志随军行动，她们是蔡畅、陈惠清（邓发夫人）、刘群先（博古夫人）、阿金（金维映）。司令部下面还有几个单位：一、干部团，或干部连（也叫工作队），约有一百多人，李坚贞是指导员。这个干部团不是打仗的，是做地方工作和安排伤病员的。二、干部休养队，也有一百多人，徐老（特立）、谢老（觉哉）等都在休养队。他们不担任工作，只要身体好，能随军走就行。三、警卫营（营长姚）。四、教导师（师长张建武），担任后卫，约五千人。……配属第二纵队领导的还有一百多名地方干部，他们对政权建设有经验，准备去新区建立政权。……此外，还有运输队，挑夫很多，任务很重。党中央机关的文件、资料之类的东西不多，但中央政府机关的东西很多。如中央银行携带很多银元，财政部有大量苏维埃钞票，还有银元，都要挑着走。印票子的石印机也抬着走。军委后勤部把制造军火的机器也带上了，要七八个人才抬得动。每个部几乎都要抬着机器走。卫生部带的坛坛罐罐也很多。真是大搬家。……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由总政治部决定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毛泽覃、贺昌、原江西省苏维埃主席陈正人等人因博古不同意而未随队长征，留下了。
这个贺昌，就是曾和父亲一起赴广西筹备百色起义，在父亲遭受错误路线打击时，他又主动把父亲调到总政治部工作的那个人。他生于1906年，山西离石县人，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在安源、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从事青年工作和工人运动。1927年参与组织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参与研究组织广州起义。1930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等职务。五次反“围剿”时负了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3月率所部红军两个营向粤赣边突围，在江西会昌与国民党作战时英勇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
1934年10月，那时苏区的军民正在忙着对敌作战，忙着整点人马，忙着准备进行战略转移。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时间，将成为一个永载史册的举世无双的壮举的起点。
秋风，已开始萧瑟；山川，也似乎变得肃穆。风卷残云，在低空中飞逝而过。在云之外，便是那蔚蓝而又广漠的天空，没有边，没有底。
古歌有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两千多年过去了，同是一个寒秋，同是壮士即将远行，但是，这歌已不再是悲歌，壮士们则更非此去无回。
苏区的乡亲们含泪送别着亲人，泪花中闪烁着呼唤：红军，你们可要回来呀！
整装待发的红军战士，眼眶也早已湿润，他们在心底里发誓：瑞金，我们一定要回来！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从“红都”瑞金出发。
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共五个军团八万余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地区分头启程。
一个将永载史册的战略转移——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