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视严重的内敌外患于不见，盲目地认为“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错误地将第五次反“围剿”的险恶局势说成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称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认为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继续实行其宗派主义的对党内不同意见的过火打击和斗争。
五中全会的召开，巩固了“左”倾的错误领导，而“左”倾的错误领导，则最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4年春，敌军以十一个师兵力的强大进攻，占领了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这时，李德等人，却“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将原先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一改而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实行“短促突击”，和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这些极端错误的军事指挥，使得红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
敌军在占领广昌后，再占兴国、宁都、石城等地。中央苏区的地域日渐缩小，红军力量严重削弱。
仗，越打越被动。损失，越来越惨重。而“左”倾错误则“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至兵日少而地日蹙。”
此时，毛泽东再提出，红军主力应立即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但此建议又为李德等人拒绝。
经过一年的战争，第五次反“围剿”，终告失败。
“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这是刘伯承元帅对当时局面的感叹。
1934年10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事前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猝然改变依靠根据地的政策，下令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
李维汉当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他回忆道：“当中央红军在广昌保卫战失利后，各路敌军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全面进攻，形势已对我十分不利。红军在内线破敌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的时候，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转移了。……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当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也回忆道：“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一军团总指挥）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当时保密纪律很严，所以我们也没有多问。”
要进行战略大转移，谁走，谁不走，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李维汉回忆：
我回到瑞金后，开始进行长征的编队工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