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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话语，对外能表达党的政治纲领，对内能明确革命的基本问题，为党在国共摩擦愈演愈烈的情势下，赢得了一定的政治主动。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对未来国家政权不断思考和实践的结果，也是国共两党抗战的合作性和矛盾性交互生长的产物。新民主主义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实践，使根据地人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它的合理性，也加深了外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认识。
[关键词]抗战时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三民主义；话语建构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使用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是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二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撰写，这一章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提法。（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1940年2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再次扩充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形成了完整的理论表述。至此，新民主主义已不再局限于概念的范畴，几经阐发，成为中共重要的革命话语。那么，毛泽东建构这一话语的目的何在？它又经历了怎样的建构过程？本文主要以1940年新民主主义话语生成前后为考察时段，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一、新民主主义话语的生成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一术语的人，是中国社会党的首领江亢虎。早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不久，江亢虎便声称中共“盗用”了他的提法，认为自己先于毛泽东19年提出这个概念。然而据学界考察，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是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制度改造说中的一个空想论，是一个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改良主义政纲，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大相径庭。（参见汪佩伟、李炤曾：《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在新民主主义提出之前，毛泽东曾试图使用新的提法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如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之类的提法。这些提法，对外无法表达中共的政治诉求，在舆论上容易与国民党趋同化，难以收到良好的动员效果；对内则无法表达现时革命与彼时革命的区别，势必造成党内思想的混乱和实践中的错误。尽管这段革命历史含有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意指成分，但这并不等于就是新民主主义概念所赋予的事实。
新民主主义的提出，弥补了上述缺陷。它的“新”，主要体现在追求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前途上。当然，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与新民主主义还不能完全等同，新民主主义所强调的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有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话语的生成主要是抗战时期国共斗争特殊需要的产物。毛泽东确信只有提出新民主主义才有助于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才有助于推动中国战后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一观点，抓住了新民主主义产生的近因，但忽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前途问题上长期的探索。
（一）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对国家政权的认识上，一直是和苏维埃联系在一起的。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9页。）但在大革命时期，国内形势变幻莫测，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与国民党建立了民主联合战线，苏维埃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基本中断。（参见耿显家：《“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轨迹考察——基于革命话语角度的分析》，《人文杂志》2013年第11期。）大革命失败后，苏维埃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且付诸实践。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苏维埃由一种地方工农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上升为一种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然而，苏维埃建设时期，恰逢法西斯势力猖獗，这促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变策略。在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把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一调整使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更加广泛，为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面对新的形势，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936年8月25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提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193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进一步确认了由建立“人民共和国”向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转变，认为这一口号“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95页。）1937年9月6日，中共再次主动采取措施，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标志着工农苏维埃政权基本完成了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
（二）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的内部环境（以各党派各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取得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和国际的条件，都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既不会是所谓‘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不会是苏维埃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出现，而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5页。）国共长期合作要建立的三民主义共和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强调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建国方案，既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苏维埃建设的实践在认识上发生变化的结果，也是出于抗战爆发后国共进行合作抗日的考虑。
关于这一点，《决议案》中有明显表露。它指出：“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为了顺利进行抗日持久战，就必需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为了达成这种长期合作，六中全会正式决定：“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加入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及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六大以来》（上），第1004页。）
（三）三民主义的论战与新民主主义的酝酿
毛泽东关于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旋即面临严峻挑战。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这距离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共同建国的建议仅两个月，足以说明国民党是无意合作建国的。如此，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既难以真正地维系统一战线，又使中国共产党在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方面显得被动，使毛泽东对原先改造国民党的设想失去了信心，促使他对中国未来的前途重新作出评估，以寻求一种提法，既能维护统一战线，又能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此时，毛泽东思考问题的角度依然局限于三民主义，但较之过去有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提出了区分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1939年4月26日，《中央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提出：“国难已至极严重关头，必须广泛的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的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六大以来》（上），第1019页。）二是开始公开阐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1939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时说：“我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151页。）
出现上述变化有两个背景值得注意。第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意识到远东存在慕尼黑阴谋的可能，加上共产国际就这一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提醒，使得中国共产党迅速告诫全党，要警惕由资产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国民党叛变的必然性。据此，中共一面继续强调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基本任务，一面已经判断共产党在国民党叛变后拯救时局的可能性。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就必须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一大那样解释，使之成为真三民主义，以此与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相对抗，并准备使战后中国的政治前途迅速按照共产党的意愿发展。第二，1939年4月，叶青创办《时代思潮》，挑起了三民主义的论战。仅在1939年，叶青就先后发表了《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三民主义的时代性》等一系列文章，出版了《民生主义真解》《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等一系列小册子。对此，中共方面发表了系列批判文章予以回应，如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等。三民主义的论战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系列重大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系统阐述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叶青声称马克思主义是“以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底发达为条件的”，而中国是“初期的资本主义，亦非发达的资本主义”。（叶青：《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时代思潮社1939年版，第18、19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另外，三民主义论战暴露出中国共产党使用三民主义旗帜的限制性和被动性，促使其树立起自己的政治旗帜，毕竟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很大差异，“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伟大而欠精深的一部著作”（《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且由于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或出于种种政治目的，三民主义旗号具有很大混乱性。
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反投降提纲》的报告，指出：“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六大以来》（上），第1037页。）但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迫使毛泽东在三民主义之外，寻求另外一种新的提法。此外，批驳假三民主义，还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本来内容，阐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便尤其显得重要了。
（四）新民主主义话语的生成
1940年，党领导的军队迅速发展，根据地已由陕北一隅扩大到整个华北敌后地区，建立了稳固的发展基础。加之国共关系的紧张以及国民党在理论上的进攻，一种新的话语的产生便水到渠成了。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二章，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毛泽东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关于为什么会使用新民主主义的提法，毛泽东说：“民主主义为什么有新民主主义呢？就是因为有一个老民主主义，所以才有新民主主义。”（闫树声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具体系统地形成有关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相区别的观点，但他关于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分，已经显示出他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正在形成之中。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经过修改、补充而成文，于1月15日完稿，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题目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也刊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的理论，驳斥了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始放弃与国民党合作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重提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过，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共和国的认识，较之以前有了很大不同。毛泽东宣称，中国革命必然要走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所要建立的国家既不同于已经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必然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