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民主主义话语的传播
（一）解读、宣传与教育
1.解读与宣传。作为一套新的理论体系，解读和宣传是扩大其影响的常规手段。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不久，1940年3月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讲话，指出：“民主主义有三种，英、美、法是老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苏联是新新民主主义，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175页。）这是目前能见的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作出解读的为数不多的资料之一。林伯渠在这次会议上也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阶段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分为四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政权的作用与性质；国民政府的政权形式与实质；新民主主义的具体内容；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来争取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参见闫树声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第15页。）这一报告极为细致地解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时期，刘少奇等也撰写了诸如《论抗日民主政权》等文章来阐释新民主主义的内涵，并且把新民主主义精神实质的解读宣传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以后，在解读与宣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发现问题，并加以完善。1940年12月1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说，他准备写一篇文章，主要解释以下内容：说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过去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没有说清楚；《新民主主义论》虽说明了各党各派各阶级的联合专政，但没有把各党派联合专政的方针与具体政策联系起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240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细节问题尚在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中。这种不断发展的理论品质，是新民主主义能够扩大影响的重要因素。
另一次大规模的解读与宣传是在1941年11月6日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毛泽东指出：“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各位参议员介绍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各项政策，包括处理阶级关系、土地关系、劳资关系等方面的政策。毛泽东强调：“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7、808页。）这次会议，不再局限于中共党内的宣传，而是让陕甘宁边区不同阶级的人士都对新民主主义有所了解，扩大了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影响。
2.教育。通过教育手段，扩大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影响，是比较集中、系统和深刻的一种做法。194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指示》提出：“应该确定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即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出发点的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与科学的教育。”（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页。）由于抗日根据地的国民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两种教育形式，保证了教育对象的覆盖率，也就保证了新民主主义的宣传广度。1941年2月20日，《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进一步强调了这一方针：“今后各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一般的方针应当根据党中央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方针不仅普遍的适合于各抗日根据地，而且各抗日根据地应当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推动者和模范区域。”《草案》还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内容作了阐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就是抗日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就是发展进步文化的力量，团结一切抗日的，民主的，自由思想的文化力量，反对奴化的、黑暗的、复古的、封建的文化势力。”［3］此外，为有效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草案》还明确了教育机会平等、破除宗教迷信、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文化等具体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内容和基本政策的确立及实施，既是对新民主主义的一种贯彻，又是对新民主主义的一种宣传，在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扩大了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影响。
3.接受外界考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以后，外界存在不少疑惑。为了澄清疑惑，回应质疑，延安根据地接待了一批外国友人深入边区考察，以此扩大影响。G·斯坦因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调查，包括与毛泽东谈话和实地考查，写成《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向外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政策。G·斯坦因在分析了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和农、工、商各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中国，在国际上获得承认和栽培的国民党中国旁边，中国共产党首创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已经被普遍接受。其基本力量不仅来自所拥有的领土、武器和外界供应，更多是来自新民主主义切合了中国人民的需要，解决了他们的基本问题这一事实，而且这种进步的改革制度，已经为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联合阵线的合作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I·爱泼斯坦于1944年到延安现场采访，并写成《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认为边区和解放区正在进行一场新式革命，新民主主义在这里得到了发展。对外界来说，外国友人的实地考察和介绍，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更有说服力。
（二）驳斥与争论
1.党内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争。新民主主义由中共提出，但并不代表中共内部对其没有分歧。无论分歧是出于何种目的，这种党内争论的方式，对于统一思想，扩大新民主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有重要意义。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分歧和争论主要发生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1941年10月7日，毛泽东与王稼祥、任弼时同王明谈话。王明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新［3］《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共产党人》第15期，1941年2月20日。
民主主义论》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把关系搞好。”他认为，“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331页。）
王明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在王明的回忆录中也有涉及。《中共五十年》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管你（指毛泽东——引者注）的主观愿望如何，‘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前途。”不管王明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是否会有夸张或不实的成分，但至少表明当时他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问题上存在分歧是事实。在这样一种争论中，不管王明是否被说服，势必会加深其他参与争论的同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2.国共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争。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学术界倾向于把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9至1942年，第二阶段为1943年后。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在1940至1942年间，国共围绕新民主主义发生了一场争论，学术界对于这场争论关注不多。因此，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应为三个阶段，即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战以及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从笔者查阅的材料来看，在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不久，国民党即开始了对新民主主义的攻击。从1940年开始，《抗战与文化》《民族文化》《前锋》《时代精神》等杂志连续发表了系列文章，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批判。如贾湘客认为毛泽东所提到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都是“不成问题的两个问题”，毛泽东要建立的新中国是“非三民主义的，而是毛泽东过去数年在江西失败的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各种问题，只有三民主义才能解决”。（贾湘客：《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抗战与文化》1941年第5卷第5期。）周述文则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旧阴谋新花样”，毛泽东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分“稍加分析便知道这是对三民主义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否则，就是对三民主义故意曲解”，认为三民主义“在理论上，它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主义的体系要丰富，内容要正确”，“在实行上，它也比任何一个主义更为适合于中国历史发展与国情需要”。（周述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前锋月刊》1941年第5期。）戴日镳针对毛泽东对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分强调：“三民主义从无新旧之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解释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并无不同于向来之三民主义”。（戴日镳：《论所谓新民主主义》（下），《时代精神》1941年第4卷第6期。）张涤非则着重于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指出“毛君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析完全是信口开河。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完全是一种机械主义和尾巴主义的态度”。（张涤非：《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抗战与文化》1940年第4卷第11期。） 谭辅之更夸张地提出“三民主义不完全是中国的土产，也不只适合于中国，它是世界进化定律的总枢纽，它是从古今中外所有革命的历史事实归纳出来的”。“三民主义适用于弱小民族，封建独裁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谭辅之：《三民主义的中国性与世界性》，《民族文化》1941年第5期。） 吕调阳更是戏谑地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方面都没有创新，他说：有论者“只注意到它的那个理论的内容，是学自陈公博，我则发现了它的那件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外衣又是抄自江亢虎的”。（吕调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来历》，《抗战与文化》1941年第6卷第2期。）这些文章从新民主主义的来历、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目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等多个方面，对新民主主义进行批判，并大肆宣扬三民主义一次革命论，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些文章基于攻击的需要，以诋毁居多，缺乏对新民主主义学理性的探讨。
对于这些批判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急于作出回应，在对外宣传新民主主义方面略显沉寂，反而屡次重申对三民主义的拥护态度。1940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强调：“我们现在重复声明：在整个抗日战争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时期内，我们将始终执行三民主义的政策。”1941年1月15日，《解放》周刊发表社论《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指出：“抗日根据地是以实现抗战建国纲领与实行三民主义政纲为自己底政治方针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以后还是遵循着这一方针前进。”（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第167页。）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出于合作抗战的考虑，不想过于放大国共之间在“主义”问题上的分歧。
此种沉寂，随着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抛出被打破。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国民党趁机掀起又一次大规模的反共浪潮，反共气焰甚嚣尘上。这一次，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对国民党的谬论进行批判。7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的通知》，指出：“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这一时期，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重要社论，如《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等。中国共产党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周恩来的《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等。解放区在掀起批判国民党高潮的同时，鲜明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帜。纪念第32届双十节的社论《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认为“遵循新民主主义，则中国兴，反对新民主主义，则民族可能遭遇新的大灾难”。（《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0日。）尽管国民党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了各种诋毁，但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攻击的回应，则在全社会范围内，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使新民主主义这一话语走出了根据地，得到了最大范围的传播。
（三）新民主主义的实践
对中国社会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改造，毛泽东采取的是由点及面的路径设计。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谈到现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295页。）毛泽东认为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也是全国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主要是从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三个方面推进。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其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这是对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一种实践，有力推动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在经济建设方面，保护私有财产；实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如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实行累进税，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等；鼓励私人开办工商企业，实行自由营业、自由贸易的政策；欢迎外地来投资；欢迎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欢迎海外华侨来根据地兴办实业，甚至允许外国人到根据地进行实业活动。在文化建设方面，大力提倡和弘扬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报刊图书、文化教育、群众文化活动和医学卫生宣传等形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特别是号召文化工作者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运用人民大众语言、采取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文化创作，涌现出《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兄妹开荒》等优秀作品，在改变人民群众的观念、习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
实践是检验和传播理论最重要的手段，一种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最终要通过实践来验证。而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影响力。新民主主义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实践，使根据地人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它的合理性，加深了人们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认识。
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对未来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不断思考和实践的结果，是理论上逐步成熟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合作、矛盾和斗争的产物。国共之间关于新民主主义的
两次论争则客观上推动了这一话语的传播。因此，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是近因与远因、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话语的初步确立，对内统一了思想，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方向；对外则树起了共产党人的旗帜，对于打破国民党在舆论上的攻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研究”（14AZD01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蒋积伟，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广东广州510631〕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