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高民：努力实现思想观念的“四个改变”【2】

　　改变单一军种作战的思维定势，树立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思想观念

　　记者：从单一军种作战转变为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您认为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抓手在哪儿？

　　郭高民：习主席提出这个转变，是就战争主体结构来讲的。目前，部队正在进行联合作战改革探索，道理也讲得比较多，这里不作赘述。我认为，应特别注意“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这个概念的“内涵面”和“外延面”。

　　“内涵面”是指陆海空二炮等诸军兵种，通过体制编制结构性改革，打破军兵种界限，实行力量单元“魔方式”组合，形成整体战力。

　　“外延面”则是说，在信息化条件下，战争主体结构面临主体外延重大挑战。人类战争主体结构的演进与人类工具形态时代性变化密不可分。在游猎时代，人类工具是通用化形态，即石斧、木矛等工具既用于战争也用于“生产”，因而，那时人类战争主体没有兵民界限。在农工时代，人类工具是专业化形态，即战争工具只能用于战争，生产工具只能用于生产；战争工具内部又有着日益精细的专业鸿沟，就像步兵的火箭筒与机枪的区别那样。因而，人类战争主体不仅兵民界限分明，军兵种之间也日益深刻地条块分割、壁垒森严。当今信息时代，人类工具日益通用化，像计算机、互联网、GPS、机器人、无人机（车、船）等等，都是既可用于军事亦可用来生产，因而，传统概念中的兵民界限、军兵种界限正在被打破，人类战争主体外延问题日益突出。

　　现在，有两个概念应予注意。一个是军事性行动的主体外延。据报道，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几百家国防承包商至少派遣了2万名企业员工到战争第一线进行实时保障，使美军士兵与非军籍保障人员的比例约达10∶1。

　　另一个是“混合型战争”（美军提出的概念）主体外延。1989年，英国将军鲁珀特·史密斯提出“人民中间的战争”概念，首次在信息化和意识形态意义上将“人民”置于战争主体地位。在这种战争中，“武装部队不再是决定性的，而只是为政治上取得成功创造条件，吸引干预行动目标国的人民参加我们所捍卫的政治计划；在过去的模式中，敌方军队和歼灭敌军是战略重点，而现在人民成了新的战略重点”。后来，各种名目的“颜色革命”此起彼伏。而在游行示威、围攻政府机构的“大军”中，既有政客又有军人，既有警察又有平民，既有特定国家顾问又有各国媒体记者，既有各地“志愿者”又有特定国家“雇佣兵”，既有黑社会成员又有恐怖主义分子……正是在这种主体多重外延的“颜色海啸”中，战争“延”出了超常威力：发生在多个国家的“颜色革命”，大都是不费一枪一弹而又势如摧枯拉朽地达成其政权体系瘫痪更替。

　　推进这一转变，必须基于战争主体结构的内涵面与外延面的辩证统一来理解和谋划。前者要求军队自身打破军兵种固有界限束缚，努力实现军事性战争主体一体化优化组合。后者强调军队着眼战争无界化变革大势，对“诸军兵种”这个概念的外延部分做出符合实战需求的判断、认知和发展，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改变固守部门利益的思维定势，树立全军一盘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念

　　记者：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需要调整既有利益关系，打破利益固化藩篱。您认为，在思想观念上应该有一个怎样相应的转变呢？

　　郭高民：这是个利益观重塑问题。人类利益观因战争运行模式的不同而不同。

　　农工时代人类战争是以分化模式运行，人们的利益观也相应地表现为“局部利益观”。在组织形态上，随着职业军队出现和军事专业化发展，不仅有了兵民之分，诸军兵种之间及其内部也日益深刻地产生了“部门”和“部门利益”条块分割问题。在作战力量使用上，人们总是把作战任务条块拆分，并依此将部队分成进攻集群与防御集群、主攻部队与助攻部队等。作战中，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士兵与将军的价值差也界限分明。于是，“固守部门利益的思维定势”随之形成并不断强化：在正面意义上，各家都想打主攻、抢头功；在负面意义上，当必须付出牺牲时各家都想减少自己的损失。抗日战争中，国民党800万正规军之所以“节节败退”，关键就在于“各路诸侯”自保意识过重，没能形成“一盘棋”整体战力；日军尽管总体上也属于“分”的模式，但它的体制编制是代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合成作战建构，再加上装备精良等因素，因而数量明显劣势却能够步步进逼、“势如破竹”。

　　当今信息时代，战争越来越以整体化模式运行，军队利益观必然要随之转变为整体利益观。从组织形态看，诸军兵种日益向一体化发展，“军”“民”界限也日益模糊。在作战力量使用上，越来越讲究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而且越来越需要军警民等整体运筹。在作战过程中，依靠信息化武装，士兵与将军的平行互动成为可能。从发展趋势看，未来一名士兵不仅可以完成战术任务，而且也可以遂行战役乃至战略层面的任务。形象地说，在信息化战争大棋盘上，军队任何成员都既是一枚棋子，又是一名对弈者，没有一盘棋的思想观念，部队是不可能做到能打仗、打胜仗的。

　　记者：我们现在处于新旧两种战争形态交接过渡期，利益固化问题也十分突出，怎样才能保证利益观重塑顺势而进？

　　郭高民：观念一变天地宽。但观念的转变仅靠说教不行，关键要靠制度创新来保证。过去，由于相关制度不尽完善，我们在一些改革实践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改革任务按条块领域分解到职能部门，因而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把改革的对象变成了改革的设计者和监督者，把总体设计变成部门设计的简单累积，扭曲甚至是架空改革的问题难以避免。当下利益观重塑是在改革的深水区、险滩区进行，必须通过新的制度机制来引领。制度机制创新系统性强，当前最紧迫的是把设计与执行、监督与落实的关系理顺，把顶层设计搞好，特别要注意将顶层设计细化到落实层面，不给改革对象预留任何可变通空间；形成观念主导而不是利益主导，超越部门利益而不是调和部门利益，自上而下强力推动而不是“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格局，真正像习主席所要求的，使改革“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使整体利益产生乘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