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新时期以后，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凭借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国际战略的基础上，围绕着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和因时顺势地制定何种对外政策等两个重大问题，不仅科学分析了其时正剧烈演变的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还藉此形成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判断。1985年提出的“两个转变”外交思想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历史表明，“两个转变”外交思想的酝酿提出及其发展历程，不仅十分准确地回答了当代中国所处历史方位和在国际政治中所居战略地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还对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因此，它是理解新时期以来中共外交思想发展脉络的一把关键钥匙。
[关键词]“两个转变”；提出历程；深远影响
在1985年6月4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发言。他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对世界大势和周围环境的分析，中国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上实现了两个重要转变，即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改变了过去我们所奉行的“一条线”战略。[1](pp.126-128)这一思想，即学术界后来所称的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两个转变”。
“两个转变”外交思想提出以来，尽管天下并不太平，但是在此指引下的中国，其崛起的步伐却始终稳步向前。这说明，这一思想经受住了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正因为这个原因，对这一思想的研究始终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以往的研究表明，“两个转变”不仅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理论结晶，还是理解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发展脉络的一把关键钥匙。
今年，适逢“两个转变”外交思想提出30周年。为深入研究这一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重要思想，笔者力图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对这一思想的提出历程、基本内涵及其深远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历史转折的实现：“两个转变”外交思想的缘起
作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两个转变”的提出并不是凭空与偶然的，而是有着十分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20世纪70年代中共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基本认识
20世纪70年代，在两极争霸的背景下，随着美苏双方攻守形势的易势，整个国际关系呈现出一种剧烈变动的复杂局面。其表象之一便是在西太平洋地区逐步形成了中美苏战略三角及由此而来的各方博弈。在此局面下，这一地区先后出现了诸如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尼克松访华、美苏签署《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以及新中国第三次建交高潮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影响了整个70年代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制定。最能反映这一认识的，无疑要数1973年的中共十大和1977年的中共十一大。
1973年的中共十大，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其基本要点有：一是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二是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三是美苏既争夺又勾结。苏联是声东击西，其真正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西方则想把祸水引向中国。据此，在对外政策上中共十大提出：要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2]
1977年的中共十一大，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其基本要点有：一是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二是苏美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但在苏联取攻势、美国居守势的战略态势下，苏联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三是苏美争夺虽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但其重点仍为欧洲；西方有绥靖思潮，不仅幻想用妥协退让的办法保持和平，还幻想将苏联推向中国。据此，在对外政策上中共十一大提出：要对苏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做好一切准备，要联合一切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3]
尽管中共十大、十一大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错误和不足，但是这两次重要会议，却较为全面、集中地反映出其时中共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制定等两个重大问题上的基本认识。简言之，这就是：美苏争霸是世界动荡的根源；战争因素明显在增长，苏联已经成为引发战争的主要威胁；中国需要构建起一条最为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以反对可能到来的世界大战。
（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与“两个转变”外交思想问题的由来
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一条直线。进入7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上述两个重大问题上，中共很快便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1978年底中国所发生的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全会，不仅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还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此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便成为“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和“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4](pp.208-209)
那么，如何才能确保这一“中心任务”和“千秋大业”呢？对此，中共高层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些共识：要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就必须在立足国内的同时，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扩大出口，增加外汇，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等等。[5](p.327)共识虽然形成了，可要在千头万绪的实际工作中去落实这些宏大设想，却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前述的两个重大问题。即：如何看待发展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以及如何因时顺势地制定新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
就在中国实现历史转折的同时，整个国际关系、国际形势也处在一个“转折性年代”。[6](p.前言.1)这突出地表现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场新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在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改革、调整的浪潮开始遍布于不同类型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藉此进一步凸显；而且，随着经济和科技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进一步上升，大国间的战略重点也日益从争夺短期和军事优势转向长远和综合国力的竞争。[6](p.前言.3)显而易见，在此形势下，原先那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发展变化了的世界大势，原先那种坚持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也已经不能科学揭示发展变化了的时代潮流。
可见，“两个转变”问题的缘起，从国内来讲，这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后国内形势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从国外来讲，这是中共对发展变化了的世界潮流的一种思考和适应。对此，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我们对外政策都是根据我们对国际问题总的看法和总的分析得出来的。”[7](p.327)“我国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和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8](p.10)
二、巨变中的探索：“两个转变”外交思想的酝酿历程
如同任何一种成熟的指导思想一样，“两个转变”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异常慎重的酝酿历程。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国内外形势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是国内外形势快速发展并且经历深刻巨变的一个历史时期。具体来说：
从国内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从而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开始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促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经济领域。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稳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方面坚决清除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则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过几年努力，到1985年中国经济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
第二，政治领域。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长时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中共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得到了调整、整顿和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逐步健全；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关系重新获得加强；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教育科学文化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呈现出初步的繁荣景象；等等。这样的政治局面，被认为“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9](p.262)
第三，思想领域和中共的自身建设。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被打破，社会上下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此外，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中共及时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并为端正党风作了大量工作。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都补充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干部年轻化得到了显著推进。[9](p.400)
第四，军事领域。人民解放军在加强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在改进军政军民关系方面，在守卫边境、保卫祖国安全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提高。[9](p.263)
第五，外交领域。中国政府积极调整同美国、日本及苏联等国的关系，从而“打开了国际斗争的新局面”，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处境和国家安全形势也有了很大改善。而且，伴随对外开放的推进，中国逐步突破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方面的束缚，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和频繁，同各国的经济依存度日益加深。[9](p.59)
总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9](p.397)
与此同时，从国外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及新技术革命等领域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巨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增强。首先，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激烈争夺之后，到1984年前后苏联开始不断收缩力量和战线。以此为转折点，美苏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形势开始逐步转向缓和。这一趋势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之后更趋明显。其次，随着西方阵营内部的龃龉不断增长以及东欧国家对苏联的离心倾向明显加剧，美苏控制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大为削弱。再次，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持续发展，并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此外，改革开放极大地激活了中国的活力，中国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这一时期，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显现的世界潮流下，发达国家的再发展问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南北矛盾，日益成为制约全球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都为各式各样的经济问题所困扰。为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各国不仅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环境，也迫切需要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交流，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时代潮流。
第三，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这一时期，随着美国的“高边疆”、西欧的“尤里卡计划”、苏东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综合纲要”，以及日本的“人类科学新领域研究计划”等高科技战略的相继提出，到8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抢占科技制高点的角逐已呈白热化的趋势，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日益成为了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竞争最重要的内容。[8](p.49)
第四，20世纪80年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继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之后，进入80年代后，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又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东亚地区整体性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全球所瞩目，亦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许多人都相信，这是二战后世界历史上发生的最为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并认为亚洲的现代化将成为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最重要的世界发展方向。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在几个重大问题上的认识突破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围绕着如何看待发展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异常慎重的探索。这种探索，首先便体现在对诸如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时代主题”及“结盟”等一系列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有了认识上的关键突破。具体来说：
第一，关于战争与和平。基于对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邓小平认为：在冷战背景下，美苏两极独大，要发动或者有能力发动战争的，只能是美苏；而除美苏之外的其他国际力量，包括西欧、东欧、日本、中国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都是反对战争的，这就使“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也使美苏“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10](p.1085)据此，到1984年前后，中共高层便逐步改变了“战争迫在眉睫”、“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传统认识，并进而得出了一个新的重大判断。即：“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p.127)
第二，关于时代主题。对战争与和平这个重大问题的判断日趋明朗之后，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也开始渐趋成熟。通过深刻分析同时期所发生的国内外巨变，他认为“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比较突出”和“最根本的问题”，并有着“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0](pp.979、974、1010) 1984、1985年间，他的这一思想不断发展、完善，并最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p.105)
第三，关于“结盟”。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基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等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中国先后奉行过“一边倒”、“一条线”等战略方针。在无政府的国际政治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相对“弱小”的大国而言，这种“结盟”或者“准结盟”的战略方针，无疑是一种代价较小、成本较低、风险较可控的行为。但是，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国内经济建设的蓬勃兴起，以及随着国际政治特别是中美苏“战略三角”的发展演变，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结盟”或“准结盟”的弊端便开始凸显。对此，邓小平认识得十分深刻。就此，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谁愿与我们友好，我们也愿与谁友好，但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10](p.1068)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p.57)
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快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围绕着上述几个重大问题，我们党相继实现了认识上的关键突破。无疑，这些关键突破将会促发新的重要思想的产生。
三、外交新局面的开创：“两个转变”外交思想的提出及重大意义
经过这一系列认识上的突破之后，作为新时期中共如何对待国际形势和处理对外政策的一个理论总结，“两个转变”外交思想便呼之欲出了。其时间节点，最终被定格于1985年。
（一）1985：“两个转变”外交思想的最终提出
如前文所提，邓小平在1985年6月4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最终明确提出了“两个转变”的重要思想。
在讲话中，邓小平系统回顾了中共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制定方面的认识历程，并总结性地指出：“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p.127)“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1](p.128)此外，他还充分肯定了“两个转变”的重大意义。他强调，这“两个大变化”是正确的，“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对“我们搞开放政策”、“加速我们的发展”以及“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也是有益的。据此，他信心十足地提出：“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1](p.128)
（二）“两个转变”外交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
作为新时期中共在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上的一个重要思想，“两个转变”外交思想的提出，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政府作出了裁军一百万的重大决策。以“两个转变”外交思想提出为标志，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坚定了世界大战在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的重要判断。正是依据这一思想，中国政府才作出了裁军一百万的重大决策。此后的实践也证明，百万大裁军不仅是新时期中国军队建设的重要战略决策，还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良好反响。[11](pp.251-252)
第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政府完成了新时期外交方针的调整，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在“两个转变”外交思想的指导下，1986年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从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新时期中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表明，中国已基本完成了新时期外交方针的调整。此后，按照上述对外政策，中国政府果断调整“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不断改善和发展同各大国的关系，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越来越高，朋友越来越多，从而开创出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局面。[12]
第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关于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得以孕育并且不断发展、成熟。沿着“两个转变”外交思想的发展逻辑，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邓小平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的重要判断。在他看来，这一判断的基本要点有两个。即：中华民族遇到了一个百年难遇的发展机遇；中国人要振作起来，要抓住这个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此后，“战略机遇期”便成为中共分析、研判和决策世界大势的一条重要依据；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也都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不断深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如，中共十八大在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就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13]实践证明，在“两个转变”思想指导下孕育而生的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及其不断发展、成熟，不仅意味着中共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历史机遇有了更为清醒的历史自觉，也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两个转变”外交思想的启示
综上所述，进入新时期以后，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凭借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国际战略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围绕着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和制定何种对外政策等两个重大问题，审时度势、擘划全局，不仅准确把握住了国内外巨变背后所蕴含的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还并藉此形成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重要战略判断。毋庸置疑，这一历史进程充分诠释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的战略智慧和决断能力，也是梳理这一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对此，习近平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改革开放是怎么搞起来的？很关键的一条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大势。由于对世界大势作出了正确判断，我们党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才有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才有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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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