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而天下安”，党的县委书记一职的角色非常重要，它是整个权力体系中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独立综合地开展工作的中流砥柱，本质上属于最基层的党组织单位。邓小平一生波澜壮阔，担任的职务各种各样，但是，1931年8月到1934年10月中央苏区期间曾担任过的县委书记一职，对二十七八岁的邓小平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他人生中经历政治磨难的第一阶段。1972年9月，已在江西被监管劳动了近3年的邓小平回京之前特意赴井冈山、赣州老区考察。一路参观革命历史景点，缅怀当年牺牲的革命先烈，体察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12月，当他到瑞金时，当地负责人说：“你是我们的老县委书记，欢迎你。”可见，老区人民深切惦念着他们的县委书记邓小平。
在苏区县委书记的职位上，邓小平历经磨难。1931年8月来苏区之前，邓小平在广西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到苏区后，按理应当继续在军队任职，但当他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后，他提出回部队的要求被拒绝，只被批准到中央苏区从事地方工作。这对他是一个重大打击，但他无怨无悔，在1931年8月至1933年3月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时，奋发有为地开展工作。但一场更大的厄运随之降临，在苏区中央局开展的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他被作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错误派别受到打击批判。邓小平后来多次讲到自己的这段经历，并把它说成是自己一生中“三起三落”的第一次“落”和“起”。
在这些艰难困苦的磨难中，展现出邓小平诸多崇高的品格风范，他敢作敢为，勇于承担；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沉着坚毅，积极乐观。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述。
一、敢作敢为，勇于承担
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职务颇富传奇色彩。他临危受命，被推举担任这一职务。这生动地反映了邓小平敢作敢为，勇于承担的品德。
邓小平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实干家，须臾不能没有工作可做，但有一段时间，即1931年3月中旬至7月上旬，他却在上海长时间“赋闲”，工作没有着落。原因是当时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人事先听信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阎衡、涂振农等人的汇报，把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任归咎于担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因而长时间对邓小平的情况置之不理，这也使得他到苏区后无法重回部队工作。也就是说，到中央苏区时，邓小平是没有任何职务的，而此前他曾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以及前委书记这样重要的职务。
但邓小平是一个干事的人，有没有职务并不重要。当邓小平到达瑞金时，碰到了一个严峻的新情况，就是当时的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搞肃反扩大化。李添富在乱肃“社会民主党”时大搞刑讯逼供，不分青红皂白，对那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干部，或是对他的做法表示不满的人，以及有某些错误缺点的人，一概指为“社党分子”，随意捕杀。全县被杀害者多达435 人，其中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领导干部28人，区、乡一级干部77 人，一般干部273人。
在这种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的情况下，时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俊以及几位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老朋友商议后，一致推举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调查解决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的问题。
在当时瑞金复杂危险的环境下，邓小平以其他名义冒着风险，深入城乡作调查研究，查清了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的真相及恶果，随即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并在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揭露了李添富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对其拘捕公审，予以处决。与此同时，邓小平公开了自己新任县委书记的身份，宣布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果断措施：立即停止杀人；被逼供或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已被关押在狱的，凡贫农、中农一律释放，凡地主、富农的取保释放。全县300 多名无辜被关押者幸免于难。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交口称赞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干部问题解决后，邓小平又大刀阔斧地纠正土地分配过程中“左”的偏差，积极推行毛泽东1930年2月为瑞金县制定的土地革命方针和政策，提出不能侵害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这样，就使全县形势迅速好转，局面大为改观。
作为“县官”，邓小平在瑞金的治理是成功的，成绩有目共睹。这也使得毛泽东、朱德决定在瑞金“定都”，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临时中央政府曾这样评价邓小平在瑞金的工作：肃反问题“已有大的转变”，“革命秩序相当建立”，“扩大红军工作已获得相当成绩”，财政上“相当地执行了财务条例和统一财政训令”。
正因为邓小平有这么一股闯劲，能够开拓工作新局面，所以，1932年5月，他被调到刚刚打下不久、地理位置险要、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会昌，担任中心县委书记，负责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28个区委，164个党支部的全面工作。在另一个更大的“县官”的位置上，邓小平勇挑重担，以冲锋陷阵的精神积极扩大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巩固苏维埃政权；千方百计完成扩红任务；改造和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抓紧党员的发展和培训；开展“查田运动”，重新分配土地；恢复工商业，发展内销外运，等等，使会昌中心县党政军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效显著。
综上所述，不论是瑞金县委书记，还是会昌县委书记，都体现出邓小平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敢于担当、敢于承担责任的可贵品质。他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如果没有独当一面的才干，没有一股不怕困难的气魄，“县官”是当不好的，邓小平具备 “县官”的这种首要的基本素质。
二、实事求是，深入实际
1926年一整年，根据组织安排，年方22岁的邓小平和十几名同龄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如同他在一份自传里写的，他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要将“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他系统学习了革命理论，组织对他的鉴定也是“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党性强”。然而，当时从苏联学成归国者由于理论功底好较多地担任党的领导岗位，而这些人又容易受教条主义束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犯下教条主义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唯有邓小平既有在苏联学习的背景，却又不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反而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从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正确主张，遭受打击亦不更改，实属弥足珍贵。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邓、毛、谢、古”事件。1933年3月，邓小平因在寻乌战斗中及时组织了战略退却，而被当时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执行纯粹防御路线”等帽子，受到严厉批判，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中被迫作检查，随后受到撤销职务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放监管劳动。
这一党内斗争，根本的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还是照本宣科，照抄照搬，机械地把苏俄模式套用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削足适履，亦步亦趋。邓小平和罗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并不相识相交，但他们的思想理念是心心相通的。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符合闽西实际情况的工作意见，却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对革命悲观失望的“罗明路线”，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是跟随毛泽东参加革命斗争，并因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受到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总的说，被批判的邓小平他们四个人都反对和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军事冒险主义，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主张诱敌深入，主张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各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等等。
之所以和“左”倾中央领导人提出不同的主张，是因为作为“县官”的邓小平，要独立地全面地主持一方工作，确确实实解决实际问题，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否则，就要碰得头破血流，遭受重大损失。正因为这种思想方法是从实际工作中产生的，所以他也就特别坚定，不屈不挠。1933年3月，邓小平刚开始受到批判时，他在检查中不承认自己游击战的战略部署是“机会主义”和“罗明路线”。在此后批判升级的情况下，他也一再在申明书中不承认自己所谓“右倾”的错误。从当时《斗争》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以及“左”倾领导人的报告和有关会议的决议中，也能看出邓小平坚持己见的顽强态度。
为此，邓小平被打成“毛派”的头子。其实他没有搞过什么派别活动，也没有跟随毛泽东工作过，仅仅只是因为他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毛泽东一致罢了。几十年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邓小平的一份关键的批示中指出：“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泽东用“所谓”一词表明他并不认同存在一个什么“毛派”。半个世纪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回忆往事，也曾说：“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邓小平最爱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1987年7月4日，他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说，“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他有时也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事实证明，中央苏区担任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三、沉着坚毅，积极乐观
担任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需要应对上下的压力，因此必须具备超乎一般人的坚韧的耐力。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性格沉着坚毅的人。这从他遭受到的磨难可见一斑。
首先是政治上的打击。在反“江西罗明路线”中，他领导的县委先是被中央局点名批评，然后，这种批评逐步升温，他被调离县委书记转任省委宣传部长。对他的批评斗争因为政治原因一步步升级，他被迫写了一份检讨书。在没有他参加的党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了他的“错误”，会议作出的决议“要坚决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这场路线斗争和当时中央局排斥、打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联系在一起。邓小平虽然被迫作了检讨，但他仍坚持陈述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对强加的不实之词予以拒绝。这样，使矛盾激化，《斗争》杂志公开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给他戴了所谓错误路线的坚决执行者的更大的帽子。接着，江西省委召开工作总结会议，对“邓毛谢古”进行集中批判，并升级到反党派别活动的高度。邓小平以具体事实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但结果是受到的打击更大，被撤了职，下了枪，责令写出申明书。这些申明书后被作出决议，受到严厉指责。政治上的打击是决定性的，这对邓小平的坚韧力是最大的考验。
其次是家庭生活和个人感情上的打击。邓小平1岁的时候，父亲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他和一个唐姓地主人家的女孩定了一门娃娃亲。赴法勤工俭学尤其是加入革命团体后，邓小平感到“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于是在1923年给家里写信，坚决推掉了这门婚事。1928年，邓小平和同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事张锡瑗结为夫妻。在他领导广西百色、龙州起义期间，1930年1月，妻子张锡瑗不幸病逝。1931年8月，邓小平到中央苏区后和另一个革命同志金维映结为夫妻。在邓小平受到打击被审查期间，金维映选择离婚来和丈夫划清界线，这对患难中的邓小平是另一种打击。被监管劳动期间，他孤身一人在偏僻的山村一隅煎熬。
再次是政治节操的质疑和考验。1931年3月，在率领红七军转战途中，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组织程序，邓小平决定离开部队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这次打击中，中央局要求对邓小平所谓的“擅自脱离红七军”进行正式审查，并责令他写出书面报告。由于当事人还在，事情的前因后果不难证明，因此，经过一番审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中央局也没有再要求邓小平写什么书面报告。虽然事件到此了结，但它的后遗症影响深远。这本是一次正常的工作需要，是一次合情合理合法的行动，但后来却以“逃兵”的嫌疑给邓小平带来不尽的麻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没完没了的审查。
总之，邓小平受到的压力是巨大的。那么，他是怎么对待的，就此消沉、屈服？没有，他以沉着坚毅、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磨难。这表现在他主编《红星》报上。在贺昌、王稼祥等人的帮助下，邓小平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摆脱出来，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具体负责主编《红星》报。《红星》报是中革委的机关报，在仅有几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邓小平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以各种形式宣传报道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及时报道红军的战况和胜利消息；还开办了“俱乐部”、“猜谜语”等文艺栏目。1933年底，《红星》报发行量达到17300多份。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跟着走”，在战斗和行军途中，坚持编辑出版报纸，为团结和鼓舞红军斗志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期间，共主编《红星》报70多期。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到的最不顺利的时期，但却是他搞宣传工作最专业的时期。这充分表现了他面对挫折时坚忍不拔的品格风范。
邓小平在担任中央苏区县委书记时表现的品格风范，对作为基层执政党的代言人和基层党组织的管理者的21世纪的县委书记，在科学、合理、充分发挥县级政府的特殊作用和承担的特殊职责方面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县委书记担负着领班子、带队伍、抓发展、保稳定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县一级承上启下，要素完整，功能齐备，在我们党执政兴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县一级领导同志要珍惜岗位，秉公用权，安身、安心、安业，多为老百姓造福”。他对县委书记提出勤于学习、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善于当好班长带好队伍的四点明确要求。这就为新形势下县委书记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只要大力弘扬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品格风范，聚精会神抓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就会有更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