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党史》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入手，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出发，深刻论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精心设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推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发展。深入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不仅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在新形势下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提出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他在9月15日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这种体制其症结所在是“不适应现代化建设，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因此，有好多体制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体制问题不解决不行。[1]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潮流中开始的。全会所提出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又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全会公报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而“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3]这就揭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系统而精辟的论述。在这里，邓小平主要是着眼于从制度上解决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实现长治久安的问题，鞭辟入里地分析了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根源、实质。改革的锋芒所向，直指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对此，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4]这篇讲话，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这个纲领的提出，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我国改革开放向政治领域深层发展的标志，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5]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1980年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亦未能立刻全面实施和展开。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不断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在此背景下，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仅1986年邓小平就有20多次讲话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与1980年主要是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同，这一次更多的是以“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作为着眼点提出问题的，因而思考的角度和重心有了显著的变化。
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邓小平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但他没有把目光局限于围绕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高瞻远瞩，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的战略高度对其进行总体设计。对此，他不仅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将其目标和内容也都明确提了出来，并将目标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6]从长远目标到近期目标到具体内容，既着眼于社会主义的长久发展又充分考虑当前的客观实际，显示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深思熟虑，也表明此时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为党重新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议事日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政治体制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6年9月，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过研究和论证，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方案，其主要内容写入了十三大报告。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列入议程，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7]。而这一蓝图，完全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
二、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明确愿景，是进行任何一次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和保证。对于一项涉及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而言，制定一个清晰的目标尤为重要。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目标体系。
1. 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始终不变的奋斗目标。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邓小平总结几千年封建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一个重要认识。他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8]民主政治既是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强调民主政治的同时，邓小平始终强调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他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基于对民主与法制不可分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因此，贯穿邓小平民主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关于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在民主与法制问题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又超越了毛泽东。他所继承的是毛泽东关于要用人民民主来防止党和国家权力蜕变的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超越，是摒弃了毛泽东的“大民主”方式和“人治”式民主，主张“法治民主论”。
在邓小平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党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
2．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和整体推进，滞后的政治体制与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渐凸现。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使之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为此，他明确地设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10]根据总目标，针对当时的形势和迫切需要解决的诸如理顺党政关系、精简机构、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实行政企分开等问题，他更富有新意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或者叫具体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实现领导层干部队伍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1]因为“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12]
邓小平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导向性和规范性，近期目标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二者的关系是，用长远目标统摄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和总方向，用近期目标指导并推进当前的改革过程，通过有效地简政放权，理顺党政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健全干部管理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性，从而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最终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三、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过多次论述，其主要内容有：
1．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领导力量，加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对此，邓小平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13]在论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邓小平强调要改善党的领导。他认为，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而“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14]因此，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是要理顺党政关系，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
2．调整权力结构，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权力过分集中、结构不合理，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是中国传统管理体制的“总病根”。所以，改革必须首先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邓小平认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展，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15]调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既要“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16]，实现纵向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同时又要理顺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实现横向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他还认为，以实现纵向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为目的的权力下放，不是不要集中，只有该集中的“认真集中”，才能“把效率提高一些”[17]，如果把权力下放同中央拥有的必要权威对立起来，或者破坏了集中统一领导，社会就会导致“乱哄哄”，“各顾各，相互打架，互相拆台”。所以，“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中央要有权威”。[18]邓小平有关权力下放的论述，不是简单地放权，而是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之间以及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实现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从而真正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3．精简机构，实现政府工作高效率
机构改革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早在1980年3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就提出精简机构问题。他指出，军队和国家主要问题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此，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办法就是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进一步论述了机构改革的问题。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系统全面阐述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规定了机构改革的范围、主要任务、基本原则和方针方法。1986年12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后的谈话中，突出地讲了政企分开和进一步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问题。从他的上述系列讲话中，可以明确机构改革在全面改革中的位置，这对于总结我国历次机构改革经验教训，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使机构改革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实现人事管理现代化
在1980年8月那篇著名讲话中，邓小平提出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19]要改变事实上存在过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清除“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20]。同时，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21]，“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22]，也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之关键所在。由此他不仅指出了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紧迫性，而且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具体内容，为我国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5．克服官僚主义，强化监督机制
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和强化监督机制，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和保障。邓小平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认为：“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23]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他对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作了高度的概括，把官僚主义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24]。在1992年南方著名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如何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认为，首先要“注意工作方法”，深化改革，另外还要强化监督机制。强调党和政府要接受监督，是其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只有从制度上到作风上克服了官僚主义，我们的各项事业才可能取得更大成就。
6．加强法制建设，实行责任制
邓小平十分重视加强法制建设。在1980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25]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到党的基本方针的高度，邓小平对其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他认为，只有健全法制，才能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在具体管理中，邓小平强调要加强责任制，使党与国家机关每一项工作任务，都要明确责任到人，以此来解决无人负责的问题。只有从上到下建立了严格的法规和制度，明确规定每个机关的职责权限，才能避免各部门之间遇到利益相互争夺，遇到责任互相推诿的行政弊端，才能真正促进各级机关工作作风的改变和效率的提高。
四、“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方略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领导和规划全面改革过程中，邓小平立足我国国情，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走出一条通过渐进改革的政治发展之路。
1．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
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特点。
当中国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的时候，苏联及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正涌动着改革的巨大浪潮，不可能不对中国有所影响和触动，然而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指出：“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26]1986年9月，他在会见波兰客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27]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 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28]
走“自己的路”，标志着邓小平在我国改革问题上是比较自觉和清醒的。他把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从而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开辟了唯一正确的方向。
2．以政治稳定为前提的渐进改革
针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会遇到很多的障碍等问题，邓小平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审慎从事，必须掌握火候，做到改革和稳定并重。改革过快，会引起社会动荡，导致翻船；改革太慢，其他改革搞不下去，也要翻船。为此，他一方面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保持稳定的重要性，“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29]另一方面，他又从政治与经济两大体制改革相适应的角度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为了完善这个制度。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30]他说，共产党的领导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作为佐证：“‘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31]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正因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一条渐进稳定的改革发展之路，既避免了因体制改革而引起的大规模动荡，又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可以说，以政治稳定为前提的渐进改革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和基本原则。
3．双管齐下的改革方略
这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一大特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而且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在改革起步阶段，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思路，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的改革方略，用他后来的概括就是“政治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民主政治与经济改革如双轮互动、双足前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他深刻地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32]“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33]由此看出，邓小平主张的改革是双轮一体的改革思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两个主动轮，是中国改革出手不凡的两大动力源，也是邓小平总体改革论中的两个主要环节。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这些思想，是在总结党长期领导人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提供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是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适应扩大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坚持以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1]《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3][4][9][13][15][16][17][19][20][22][23][24][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333、146、341-342、321、339、282、326、331、321、150、327-328、359页。
[5]《中国改革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6][8][10][11][18][21][26][27][28][29][30][31][32][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180、178、178、179-180、277-288、380、229、178、256、284、242、380、176、164页。
[7]《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88-496页。
[12][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2-1153、1026页。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北京 1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