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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科学化的基本要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加强、改进党的建设。认识客观规律的关键是掌握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是从实际出发，用普遍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看事物，从而为认识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邓小平经历了从党创建到新时期的长期过程。丰富的实践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使他对唯物辩证法有着深刻洞见和领悟。上世纪50年代，他提出的“要按照辩证法办事”的观点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作了成功探索，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历史是过去和现在的对话”。重温邓小平的思想，会得到实现党建科学化的重要启示。
一、唯物、辩证地分析新情况，确立新时期党的建设主题
党的建设主题是党建的目标和方向，也是党建的原则和标准，面对新时期错综复杂的新情况，确立党建主题至关重要。邓小平从以下四个方面探索解决党的建设的主题。
（一）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统一起来，恢复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
针对长期以来“左”的观念，“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搞的假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的“两个凡是”等错误思想的束缚，邓小平大力倡导恢复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当时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迈出新步伐的关键一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确立的。邓小平没有简单重复，而是增加了解放思想的新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达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二者的互动来实现的。任何离开这个过程抽象地讲解放思想的做法，任何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割裂开来的做法，都是形而上学的表现。由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成为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新概括，也成为党的政治路线和一切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
（二）具体分析世情和国情，探索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活的灵魂。联系、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深谙辩证法实质的邓小平，以全面、联系、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研究世情和国情，既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又关注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将中国放在世界发展的大势中去考察，不仅看到国内因素、国际因素、时代条件，更看到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时代条件的相互联系。在此基础上认为，当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重大挫折的重要原因就是执政党在路线上犯了教条化、绝对化的错误，严重脱离实际。他因此明确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2]；搞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3]强调“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这个结论彻底突破了教条主义，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抓住主要矛盾，着力解决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关键问题
善于抓住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是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要求，抓住主要矛盾，才能正确地确定中心工作。建国以后，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过误区，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在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适时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一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但也十分重视要处理好“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辩证关系。认为“一个中心”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要围绕着“一个中心”。正是这条基本路线，维系着新时期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成败。
（四）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建党学说，最终确定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题
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相联系，为实现政治路线服务，这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新时期党的环境、任务发生了变化，必须根据新的政治路线确立党的建设的主题。据此，邓小平在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国家发展道路和党的基本路线基础上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这一党的建设的主题实际上已经初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成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指针。
二、坚持辩证法的科学性和全面性，正确认识党的建设中各种复杂关系
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各种困难和干扰，邓小平紧紧围绕新时期党建的主题，科学地、全面地认识和处理党的建设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始终把握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
（一）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既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又提出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极大地影响了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同时，新时期党的工作内容和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领导存在着同形势、任务不相适应的情况。由此，邓小平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的新思想。[5]并指出，坚持党的领导的关键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和不断地改善领导；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
（二）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同时又要讲新话，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错误认识，即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和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论”。邓小平同时批判了这两种错误认识，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坚持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是背叛，就会葬送社会主义;同时，要敢于讲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来，否则，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要亡党亡国。
（三）在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上，既重视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又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
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一贯重视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相对地说，由于主观认识和战争年代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制度建设重视不够。进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由于受历史因素和前苏共高度集权模式的影响，尽管党对制度建设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但总体上说，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并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正是在深刻反思沉痛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他在重视思想建设优良传统的同时，强调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战略思想，充实和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内涵，使之更加具有系统性。
（四）在批评错误思想时，既突出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任务，也重视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
中国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由于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的主要弊端，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为避免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邓小平作出了“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的英明论断[6]。同时，对新时期社会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邓小平也有清醒的认识，指出，在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同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7]。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提出了思想战线的一个重要课题:如何用正确的思想反对错误的东西，既不能用反对封建主义代替抵制资本主义;更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名义下让封建主义死灰复燃。
（五）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既提出“四化”的完整方针，又把革命化放在首位;既批评论资排辈，主张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又寄语中青年干部要继承老同志的革命传统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被扭曲，也阻碍了培养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的实现，使得干部队伍状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严重不适应。邓小平从现代化建设需要和整个干部队伍的总体状况出发，于1980年明确提出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并强调，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首先是要革命化，从而使德与才、红与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具体运用和发展。
接班人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未能解决。为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邓小平把教育、培养干部特别是选拔中青年干部进班子，视为战略问题来对待。他号召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方面，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当成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邓小平在主张大胆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告诫他们，接班主要是接老同志革命传统的班，不要以为年轻就能解决问题，要密切联系群众。近年来选拔中青年干部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一些问题，反映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
（六）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既讲党离不开人民，党的领导就是服务，又指出人民离不开党
党离不开人民，这是党的性质和党的事业的内在要求。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论断，划清了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和剥削阶级统治的区别，为摆正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邓小平强调人民也离不开党，反对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邓小平还指出：“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8]对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辩证论述，使党能够既不脱离群众，又带领群众前进。
（七）在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上，既指出不反对腐败，党有失败的危险，又坚信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
执政地位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环境，增加了党脱离群众、发生腐败的危险，而任凭腐败现象发展下去，最终会葬送党的事业。邓小平最早洞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向全党敲起警钟。他于1982年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对内搞活的背景下，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1989年又强调指出，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20世纪90年代前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他又指出，中国要出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腐败问题上，邓小平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坚定的信心，他坚信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对于腐败现象，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
（八）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既提出要警惕右，又强调主要是防止“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总结党几十年来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斗争的经验，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9]从党的历史来看，“左”的错误发生次数多，延续时间长，纠正起来难。历史充分证明，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是主要危险。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左”，表现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基于这种认识，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0]全面论和重点论相结合，使党能够科学地进行反倾向斗争，把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对新形势下实现党建科学化的重要启示
邓小平对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看做是一部唯物辩证法的教科书。在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又发生深刻变化，但是邓小平党建思想没有过时，不仅其中一些重要论述有指导意义，而且从邓小平的探索中，可以得到对新形势下如何实现党建科学化的重要启示。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具体结论去研究和解决党建中的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强调贯穿于自己全部理论中的方法论功能。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是方法，它所提供的“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从党的历史看，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根本经验，都在于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具体结论去解决问题。邓小平曾对全党郑重提出，学习理论主要不是学习导师们得出的结论，而是要把握他们得出这些结论的方法，以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贯穿于邓小平党建理论与实践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相连的。现在人类历史发展，呈现了邓小平时期没有出现或者不突出的新特点。所以，邓小平研究党建问题时的科学方法，相对他当时所作的一些具体结论，更具有长期、普遍的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待理论创新，坚持处理好党建理论中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历史包括思想史都是不能割断的。从思想来源和本质属性来看，邓小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既继承其正确的理论原则，又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上加以发展。正因为邓小平把理论的发展看作一个过程，不同时期的探索看作整个链条上的环节，才能既不丢掉老祖宗，又讲新话。这启示我们，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是统一的。丢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会使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遭受失败；如果僵化、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会殆误甚至葬送我们的事业。所以坚持是发展的基础，创新是最好的继承。正如邓小平所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l1]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及党建理论的真理性；历史使共产党人有坚定的理论自信，但是自信不是自满，更不是固步自封。如果我们不去研究新情况，不去解决新问题，即不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就会失去生命力和活力。
（三）重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规律作为客观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们往往是在违背了规律而受到惩罚时，才能对它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加深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不仅包括从正面经验中去认识，还包括从反面教训中受到启发。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同样是我们的财富。毛泽东在1962年党的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说，民主革命时期，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中国共产党人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反面教训更让人刻骨铭心。邓小平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正是对党执政后历史经验，包括反面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此坚定，不仅因为这条路线已在实践中明效大验，而且因为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都证明，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只能是死路一条。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发扬这种科学精神，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同时也高度重视探索中的缺点和失误，借以得到教训，从而进一步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四）立足全局，树立“大党建观”
所谓全局就是事物全部联系的总和，它决定和影响着事物的局部。邓小平在长期领导工作中形成了以宏观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为特色的辩证思维方式，实质是一种全局性思维、战略性，即处理具体问题时着眼于大局，解决眼前问题时要考虑长远。着眼于全局，是邓小平考虑执政党建设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近年来，党的思想、组织、工作、制度建设、基层组织建设以及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工作机制等方面，又面临大量新问题，如果就事论事地处理，很容易陷入盲目性。我们要继承邓小平的科学方法，树立“大党建观”，即突破就党自身建设谈自身建设的局限，把党的建设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联系起来，放在当代人类文明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任务中加以审视，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阶段中加以思考，才能明确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改革的新思路。习近平借用古人的话强调，“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是对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新发挥。
（五）运用辩证思维，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以防止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
如何正确处理党建领域的种种关系，历来是党建指导上最困难也最感吃力的难题。在我党的历史上，也有多次由于用机械的线性思维方式去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而招致偏差和挫折。如反倾向走过了头，把一种倾向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只注意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等等。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邓小平能够从容应对，就因为他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观点，用辩证思维研究处理问题，注重把握矛盾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结与转化，在注意一种倾向时也防止另一种倾向。他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12]现在，国内外情况在迅速变化，我们党面临的问题之新，各种关系之复杂，处理难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既要巩固阶级基础，又要扩大群众基础；既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又要正确对待新产生的社会阶层;既要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坚持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又要强调党的群众性，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既要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又要集中力量为最低纲领即现实纲领而奋斗；既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要反对照搬西方模式；既要充分肯定和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既要进一步健全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又要使民主发展有利于促进党的领导和国家稳定，防止民主乱象，等等。这里，片面性、绝对化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无济于事的。如同列宁所说，真理多走半步便是荒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挑战。坚持邓小平倡导并成功运用的辩证思维处理问题，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把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推向前进。
[1][2][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292、375、375页。
[5][6][7][8][9][10][11][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35、375、170、375、292、292、333-334页。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 10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