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邓小平曾在江西中央苏区担任过近两年的县委书记。在瑞金时期的县政工作中，他受命履任，决断果敢，使得县域社会的局面大为改观；在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尽管自称“未能打开局面”，但实际上仍然在种种历史条件限制下做到了“有所作为”。邓小平署理县政工作期间，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局面，但是他以自己一贯的工作作风，不仅推动了县域社会各项工作的展开，而且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风格。
[关键词] 邓小平；中央苏区；县委书记；工作方式
在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近两年县委书记的经历：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5月至1933年2月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尽管这段经历在其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中较为短暂，但它不仅在邓小平的历史记忆中时常浮现，被“常常提起”（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版，第292页。），而且也在相关研究著述中屡次被人谈及。那么，我们不禁好奇，在动荡的革命年代，邓小平是如何做县委书记的呢？
临危受命，敢于担当，迅速稳定局面
1931 年，27 岁的邓小平临危受命，被中共赣东特委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尽管此前已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但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来自“左”倾错误思想的高压态势；二是“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会昌党史：邓小平与会昌中心县委专辑》，中共会昌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2002 年编印，第81 页。）局面。困难面前，邓小平将如何打开局面？
之前的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左”倾错误思想严重，他发动的所谓肃清党内“社会民主党”成员的行动致使大量的革命同志含冤牺牲。据当地党史资料记载，当时“当干部的怕戴红袖套，因为红套上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别人看见自己反遭冤枉”（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邓小平人生纪实》（上），凤凰出版社2011 年版，第136 页。），人人自危的情景可见一斑。因此，一到瑞金，邓小平便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了解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制定切实措施以稳定事态。在调查清楚之后，邓小平决定发动群众揭穿李添富的假面具。他先后召开了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反中的错误，宣布撤销他的一切职务，拘捕公审，予以处决。同时邓小平公开亮出自己的身份并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能罚钱的罚钱，然后放掉，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85 页。）
正是这种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使得邓小平迅速制止了这场政治迫害，稳定了县域的社会局面。因此，民众都说，“邓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宝” （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9 页。），“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来了，瑞金还不知要杀害多少革命同志!” （罗正楷等：《邓小平早期革命活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98 页。）甚至有人称邓小平是“包公再世”。（李庚辰编《红旗飘飘》第2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845 页。）
在会昌，邓小平同样如此。尽管自称“未能打开局面”，但实际上仍然在种种历史条件
限制下做到了“有所作为”。在刚刚上任的几天之内，他就果断处理了“靖卫团”骚扰的事情。其时，由于刚刚解放才几个月，会昌城外一些小股的国民党地方“靖卫团”残余势力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为此，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会昌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巡逻和搜索，并派出赤卫队继续清剿“靖卫团”残余以稳定局面。之后，又对以地主残余、富农、流氓组织秘密民团造谣捣鬼的反革命活动，“给予不断的破坏与严重的镇压”。在此基础上，在会昌县委的领导下，“破获了西岗、板坑、乌鸦泊三处秘密民团的组织，首要大部捉到与决杀了（概是阶级异己分子）”。（《会昌县委十月十一月两月的工作报告》，1932 年12 月3 日，会昌县档案馆藏。）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保障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抓重点难点，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扫清了“左”倾错误的障碍，接下来就要稳定和巩固成果，使县政的各项工作恢复运转和活力。因此，随着县域社会秩序的渐次稳定，邓小平开始着力于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选举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并对建立健全司法、裁判机构，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为提高基层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效率，他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级设苏维埃代表，并重新划分各区、乡管辖区域。
另外，为巩固发展苏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群团组织，使各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起来，邓小平又着手建立干部培训制度。他一方面致力于开办干部培训班，另一方面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据县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主任罗志才回忆说：邓小平同志任职后，很关心干部队伍的成长。他经常指导没有文化的干部，同时号召劳动妇女行动起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邓小平人生纪实》（上），第140 页。）在会昌，他要求各县党组织在工农群众的先进分子中大力发展党员。于是，一大批斗争坚决、意志坚定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组织，党员队伍迅速壮大。据1932 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党员发展统计，会昌发展了1638 名，寻乌发展了476 名，安远发展了590 名。同时，为配合主力红军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邓小平指示三县县委、县苏维埃要以冲锋的精神迅速壮大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由于进行了广泛的“亲劝亲、邻劝邻”的宣传动员，加上党员干部带头，广大青年纷纷报名踊跃参加红军， 到1932 年11 月， 会昌的赤卫军扩大到4970 人，模范师为2529 人，地方武装的实力大为增强。（参见《会昌党史：邓小平与会昌中心县委专辑》，第4 页。）
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是关系到苏区生存与稳定的大事。然而，在当时的苏区存在着“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倾向，甚至提出了小孩子不分田的主张。邓小平说：“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 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年版，第59 页。）同时，他以乡为单位，把田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搭匀，再按人口平均分配。对于豪绅地主的方法是：先没收豪绅地主和祠堂庙宇的土地，然后成立分田委员会进行土地分配。分配土地时还留有1—2％的好田为红军公田，以作公益事业或调剂之用。分田后，由乡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证。（参见《瑞金县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333—334 页。）同时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对于富农也不能过分打击。在会昌，邓小平重新部署了分田运动，各区乡重新组织了调查土地委员会、分田委员会，调动广大贫苦农民参与分田斗争的积极性，发挥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的作用，并强调将分田运动的重点放在新区、边区。关于查田，邓小平反对将查田重点放在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上，指出要将重点放在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上。凡是查出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都要分配给贫农。
积极组织社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又一重要任务。为此，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广大党团员要积极带头行动起来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打胜仗；另一方面和干部一道，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建立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队等组织；同时积极开办工业，发展商业贸易，恢复和发展了纸、烟叶、农具、药材、钨矿、石灰、夏布、硝盐等土特产品的生产，开办了纸槽社、纸烟厂、被服厂、硝盐厂等厂矿。在商业贸易方面，提出了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商人开办店铺和作坊，组织人民开展地下贸易活动，偷越敌人设置的经济封锁线，保证苏区和白区间的商贸交易。
为充分发动干部群众，巩固发展瑞金苏区，邓小平还十分注意加强党的文化宣传工作。1931 年10 月25 日，他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这是一份油印四开报纸，每期出两版，单面印刷。该报内容相当丰富，主要栏目就有“社论”、“内外新闻”、“扩大红军”、“铁锤”等。邓小平经常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指导全县工作。11 月27 日，红三军团攻下会昌县城后，11 月30 日他就撰写了一篇题为《惊人的好消息——红三军团攻下会昌》的评论，在《瑞金红旗》第7 期发表，把这一胜利喜讯迅速告诉全县人民，号召全县工农群众乘胜前进，“向反动势力进攻得到更大的胜利”。
实事求是，注重践行群众路线
邓小平担任中央苏区县委书记之际，正值“左”倾思想占据领导地位之时。无论是土地
分配问题还是革命战略问题，邓小平都与“左”的思想有着分歧。然而他并没有附和追随，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不切实际、不合理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还从苏区实际出发，提出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应有所区别，地方红军不宜全部编入正规红军，更不赞成所谓“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在推销公债、征集粮食问题上，鉴于苏区群众负担太重的实际情形，邓小平认为在推销公债、退还公债和借谷子工作中，不宜提出过高指标，红军应到白区打土豪筹款。（参见《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363—365 页。）无论环境如何，邓小平都始终坚持注重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方式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一如他后来所说：“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09 页。）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注重实地调查。因此，实地调查是邓小平在县政工作中一直都强调和遵循的方法。对于一些看似确定的事情，他也坚持调查之后再作处理。1933 年初春，邓小平在会昌基层察访时，被告知担任区苏维埃主席的朱秀歧“妄想叛变通敌”；保卫局也前来报告说：“朱秀歧带枪逃跑，保卫局已派人把他抓回来”；随行的人也认为是“天上下雪地上白”的明摆着的事实。（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年版，第212 页。）应该说在当时的会昌，关于叛变通敌的情形是较为常见的。会昌县委的报告称，当时“党内对于保守太平享乐（中心区）悲观失望，（边区）以及动摇恐惧，害怕斗争，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严重”。（《会昌县委十月十一月两月的工作报告》，1932 年12 月3 日，会昌县档案馆藏。）但是即便如此，邓小平依然强调先调查后再作处理。为此，他亲自到朱秀歧的家乡芙蓉寨调查，结果发现是子虚乌有的事。邓小平不仅明察，有时也会暗访。据原苏区会昌县筠门岭区儿童局长朱仲友回忆说，邓小平曾有一次装扮成小商贩暗访儿童团，结果因未被识出而被押往区政府的事例。（参见《会昌党史：邓小平与会昌中心县委专辑》，第141 页。）
在会昌任职期间，针对不少苏维埃干部存在的工作方法粗暴、消极怠工、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现象，邓小平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践行群众路线，对于贪污腐化和消极怠工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在他看来，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数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对敌斗争，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邓小平文选》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52 页。）正是出于这一理念，他对干部群众的生活极为关心，经常抽空到老表家去走走，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帮助干部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会昌时期还实行了“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每逢周末他就带领干部到乡村帮助红军家属进行耕田、插秧、收割等劳动。在劳动时，他们通常将写有“共产主义礼拜六”、“实行优待红军条例”的旗子插在田埂上，一边劳动一边唱着：“共产儿
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烈军属，多做半天工。”（中共江西省会昌县委员会编《群英荟萃会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年版，第41 页。）通过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一方面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困难，同时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一心扑到群众工作上，自己的生活却艰苦朴素，是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邓小平也不例外。在瑞金时期，他住着与老百姓一样的民房，有时甚至住祠堂、庙宇。在瑞金的十多个月里，先后迁居五六次。他常穿的是粗衣棉布的中山装，吃得也与大家一样。邓小平有一条用了好几年的花格毛巾，尽管已经单簿无毛了，却仍然完整无损。身边工作人员通过留心观察，发现他不是拧毛巾而是用两手挤。邓小平有一条灰黑色裤子，一直缝缝补补，结果裤子越穿越短，但他依然穿着它走村串户。据邓榕说，邓小平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
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区域内来来回回。“父亲这个人，最不讲排场，反对烦琐哲学。这种一人、一马、一警卫的习惯，他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第301—302 页。）
在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尽管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但是他以决断果敢、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扶正压邪、稳定人心，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因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1931 年，当毛泽东来到瑞金见到邓小平时，高兴地抓着邓小平的手用力摇晃了几下说：“很好! 很好! 瑞金的父母官呵!”（杨世洙：《关于“一苏大会”前后的点滴回忆》，《世纪风采》2000 年第6 期。）1972 年秋天，邓小平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放江西时来到瑞金，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邓小平感动不已。他没想到，在他蒙冤遭受打击的时候，老区人民还惦念着他。（参见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第293 页。）一声深情的“邓书记”，既是邓小平工作方式和态度风格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回响，也是对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时期施政成效的赞许和肯定。
〔作者系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载《党的文献》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