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伊始，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案可资借鉴，只能在实践中一步步探索。中国自从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道路。
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就以他对苏联和中国以往体制模式的深刻认识，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改革开放。他深刻认识到，体制模式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和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在讲话中就说过：“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1985年8月，邓小平接见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第二年9月接见波兰领导人时又继续这个话题：“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他还讲过这样的意思：制度最重要，制度好，可以约束不好的人；制度不好，也可以让好人走向反面。他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是针对苏联模式属于“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从体制、模式和制度的层面上进行突破的。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谁也没有料到，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前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发生的一段插曲，奏响了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这天上午会谈开始，在问题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大平正芳突然发问：“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于大平提出的这个问题，邓小平没有马上回答，他陷入了沉思。一时会谈戛然中止，没有人说话，只有时钟在不停地摆动，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邓小平的身上。
整整一分钟过去了。仅仅经过一分钟的思考，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个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金，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邓小平的解释使大平正芳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满脸堆笑，连连点头：我明白了。他知道，向中国投资，可靠。
把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改为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小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小康”目标一经提出，立刻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将这个目标具体分解为两步：即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基本达到“小康”标准，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就是“翻两番”。很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就为全党所接受，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小康目标完全可能达到，农村的改革3年见成效，6年基本成功，解决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小康的第一步接近实现。实践促使邓小平思考更长远的发展规则。他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在会谈中格拉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邓小平回答说：“我对一些外宾说过，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翻，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到21世纪的长远规则。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三步走”发展蓝图。
经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我国突破了苏联模式，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30年前，数亿中国人还在为温饱而发愁，如今，13多亿人民的生活已经总体上达到了小康；30年前，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曾是许多人的追求，如今新“三大件”已经升级，电脑、汽车、商品房等对越来越多的百姓来说已不是梦想。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的腾飞？归根到底，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这样说过：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京西宾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大会隆重举行。
全会虽然开了仅仅5天，但其意义在3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评述：“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这次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开始了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自己这样说过：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正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正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邓小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完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创始者是邓小平，他是总设计师和奠基人。不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始于毛泽东1956年“以苏为鉴”，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但是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没有成功，只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遗产。
十二大以后的5年，全面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一场新的社会革命给曾经几经曲折的中国社会主义带来了勃勃生机，也为党的理论思维的新发展提供了波澜壮阔的实验场地。改革是复杂的、极其艰难的，因为这是没有人走过的一条新路。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概括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主要内容，并号召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邓小平同志强调：“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的考验。在这一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坐不住了——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之外，谁也不知道此趟专列载的是什么人物；包括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在内，谁也不曾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
专列上的主人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公民、一位并不普通的普通公民——邓小平。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向来重视天伦之乐，喜欢和家人在一起。这次南下，正值寒假，他把全家都带上了。
虽已是耄耋之年，但邓小平精神矍铄，身体健康。选择新年伊始出京，无疑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与动荡的世界相比，中国的稳定则为海内外所称道。刚刚开始的1992年，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将要召开，它将是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的大会。
此刻，他坐在南行列车上，回顾1991，展望1992，纵观世界形势，思考中国未来，运筹着大计方略……
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栋栋走进邓小平的视野，邓小平情绪高昂，大声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同时，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一席话说得在场的广东省、深圳市负责人心里激动起来，感觉浑身的劲更足了。
一路上邓小平风尘仆仆，处处妙语连珠，播下春风万里，使神州大地又一次春潮涌动。群众踮起脚尖欢呼着……
一天晚饭后，邓小平照例散步半小时左右。他一边散步，一边同深圳市负责人交谈。当散完步往回走时，市领导建议从原来的路上走回去，邓小平却坚持走另一条路，并风趣地说：“我不走回头路！’邓小平的话一话双关，的确，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谈话，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多年来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如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问题、改革的性质和地位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关于“左”和右的问题等，以他惯以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放矢地发表的这一系列言论，廓清人们思想中姓“资”姓“社”模糊观念的。所有这些渐渐开始架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卷起了第二次浪潮。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1992年10月，中共迎来了第十四大召开的日子，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空前发展之际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
十四大对于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概括，并将这个理论确定为党的基本理论。自然，邓小平是十四大的瞩目中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注十四大的邓小平，非常了解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的心情，他似乎不会让大会代表失望，不会让全国人民留下遗憾。
19日下午，当红光满面的邓小平出现在大会堂宴会厅，2000多名代表的掌声像海啸一般在大厅中回响。“小平同志您好！”“祝小平同志健康长寿！”这些肺腑之声伴掌声此起彼伏。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履，沿着红色地毯走到代表面前，边走边招手致意，时而停下脚步同代表亲切握手。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
5年后，邓小平带着小康社会建设的遗愿离开自己所挚爱的世界。就在这一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并将其在党章中确立下来，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心，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南粤大地，万木葱笼，百花盛开。在2000年2月这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初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提出了寓意深刻的重要思想：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大踏步前进。同时，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伟大的理论总是在回答和解决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整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得到了重大发展，十六大以后又得到了新的丰富。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一表述意味着未来在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的思想理论成果，都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火车头，将载着中国抵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地。
复兴之旅：特色旗帜是当代中国前进的路标
旗帜问题始终是一个执政党至关重要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旗帜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不断深化的过程。
党的十二大提出：“让我们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这个时候讲的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三大提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这是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旗帜”。
党的十四大继续强调：“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朝着宏伟的目标奋勇前进”。此次大会重点解决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问题，但在旗帜问题上与党的十三大保持了一致。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开始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旗帜。
十六大进一步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在旗帜问题上与十五大保持了一致。正是这次大会，以专门决议形式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在新世纪坚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等重大问题，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党的十七大在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既与十二大以来党对旗帜问题的表达保持了一致，是总结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的基本经验的必然结论，也回答了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争论，起到了旗帜问题上正本清源的作用。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又因中国国情的不同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苏联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专家，曾经翘起大拇指说：“你们很了不起。你们不仅有‘四大发明’，你们还发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重托、人民的期望！
（来源：《中华儿女》200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