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论用人之法

《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长篇编年体史书，书名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关于为政用人问题，司马光主张:“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干部人事和选人用人问题。他强调，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发挥好风向标的作用，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好用好。这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并在其他一些会议讲话中多次谈到干部的培养、选拔、管理等问题，其中同样引用了大量的古文经典诠释自己的观点。

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

在《尚贤》中，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主张治国者要打破血统界限，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有真才实学之人，在选贤、用贤等方面提出了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具体方案，含有平等选拔人才的民主因素和合理使用人才的思想，具有历史创新意义。习近平引用墨子的这些主张，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提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其出处有二，一是《贞观政要》：“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二是《资治通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能也。”

《尚书?尧典》记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的帝王，唐尧年纪老迈，选择继位人时，臣子提议选择他的儿子丹朱，但他认为自己的儿子顽固凶险，不足以托付后事，便让左右大臣推荐贤才，于是舜被推荐上来。经过观察和考验，尧终于决定叫舜继位。由此，尧禅让于舜成为了千古美谈。

唐朝的“贞观之治”，之所以取得了千载传颂的丰功伟绩，主要是唐太宗把任用贤才看作是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提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思想，他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正是唐太宗这种爱才重贤、知人善任的为政之德，使得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各尽其力，保证了国家政治清明和各种政策的推行，取得了“贞观之治”的丰功伟绩。

《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长篇编年体史书，书名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关于为政用人问题，司马光主张:“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与唐太宗的“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一脉相承。

司马光指出，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领导者至公至明，那么下属有无能力便会一目了然，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只能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按照司马光的观点，制度也好，知人也好，是工具、形式，属器用层面；要使制度行之有效，人才选用妥善，在于领导者是否“至公”，审断是否“至明”，这是道的层面，从而直指人的本心。

实践证明，古往今来，人才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推动者，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于国家的巩固和强大，对于民族的兴盛与繁荣，始终起着关键性作用。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是时代的呼唤，是群众的期盼。

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德才兼备，要求始终把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摆在首位。“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党员干部，有德有才是精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才无德是废品。近年来，个别干部没能经受住名、利、权、色的考验，主要是德上出了问题。所以，考核领导干部，要将政治品德考实考准；选拔任用干部，也要始终将品德高尚作为首要条件，注重选拔政治坚定、原则性强、清正廉洁、道德高尚、情趣健康的干部。这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先决前提和保证。

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在《之江新语》中就指出，“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意思是，不要担心职位不够高，而应该想想自己的道德是不是完善。这句话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经典的“政德观”，出自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之口。张衡曾任太史令前后达14年之久，多年不升迁。不慕名利的他，特地写了篇《应闲》表明心迹，认为道德比职位更为重要。按理说，当官的只要把职责做好就行了，为何中国文化中将道德置于职位和政绩之上？这是因为小到一方父母官，大到一个政权，其道德表现与民心息息相关，不重视道德建设，直接后果就是作风不正，进而演化为腐败盛行，必定失去民心。

要有基层实践经验。2013年3月19日，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多国记者的联合采访。在回答巴西记者提问时，习近平说，中国有句古话，“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我们现在的干部遴选机制也是一级一级的，比如，我在农村干过，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县、市、省、中央都工作过。干部有了丰富的基层经历，就能更好树立群众观点，知道国情，知道人民需要什么，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各方面经验和专业知识，增强工作能力和才干。这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

有句话说，在中国的公务员系统中，最繁忙最辛苦的，除了领导人，就是基层干部。中国的基层有多复杂，国情就有多复杂。“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是《韩非子?显学》中提出的选人用人观点。无论有盖世才华，还是有凌云壮志，莫不需要基层的历练和滋养，才能成大器。纵观历史，不少功劳卓著的将相都是从基层选拔出来的。无疑，基层是事业的根基，干部成长的摇篮。对于有志向的干部来说，基层向来是驰骋的天地和事业的源泉。若没有在基层中摸爬滚打，难免会脱离群众、脱离实情。

在基层历练与成长，是最丰富的人情世事、最真实的苦乐忧欢、最生动的人生一课。年轻干部选择到基层锻炼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植根基层、了解社会现实，脚踏实地、读懂中国国情，补上“起于州部，发于卒伍”这一必修课，先“扎下去”，再“冒出来”，人生会更精彩，事业会有更扎实的根基。

到基层去，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年轻干部成长的需要。焦裕禄、孔繁森、沈浩、王彦生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到基层去，脚踏坚实大地，仰望辽阔星空，经历风雨彩虹，一定能找到施展才智、丰富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干部成长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古往今来，人才多是从基层开始，经过艰苦环境锻炼和考验成长起来、脱颖而出的，这是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因此，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要建立干部在基层成长、从基层选拔、到基层培养的导向，让年轻干部到基层中去，让领导干部从基层中来。

要有好学精神。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号召全党大兴学习之风，讲到“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 这句话是先秦思想家荀子所说，阐述了入仕为官和学习之间的关系，意思是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去做官，但为官者必须坚持读书学习。

荀子在这句话里提到了两种人，“学者”和“仕者”。古人讲“学而优则仕”，学者是很可能转化为仕者的，但是无论学者还是仕者，要达到君子的境界，并不容易。荀子认为，君子出来做官，应该让君王的声誉更好，同时也减少治下百姓的民生愁苦。如果做不到这点，还占据官位，那就是欺骗；没有做官的能力还享受丰厚的俸禄，无异于盗窃。因此，官员应该提高学习能力，为国家、百姓做实事，真正做到“不负所学”。

清正廉洁，做好表率。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自觉做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我们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山东菏泽召开座谈会，给市、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他说，对联以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民关系。上下联两层意思各有侧重，实质是告诫官员要善待百姓、为民造福，其中蕴含的哲理值得细细品味。“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深刻揭示了“官”与“民”的辩证关系。习近平在引用这一对联时指出，封建时代官吏尚有这样的认识，今天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高得多。

201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进行的第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也强调，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中央开展的两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就是要处理好同群众的关系问题，而要处理好同群众的关系问题，说到底是个怎样看待群众、怎样对待群众的问题。习近平念出“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的对联，其实就是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要常思自己也是百姓，常念百姓冷暖，始终和群众坐在一条凳子上，将群众真正装在心里。 

（《刊授党校》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点击进入“全国党建期刊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