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泽东学汇报方法

为了能够了解到真实情况，毛泽东曾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要求：“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经常听取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从中发现和提出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工作给予指导，或者为决策提供参考。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作出了许多关于汇报工作的论述。学习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方法和汇报工作的论述，将有助于提高领导干部汇报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

毛泽东厌恶死气沉沉的八股文，也不喜欢照本宣科式的汇报，他曾开诚布公地表示：“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汇报工作方面有许多独特和精辟的见解。

领导干部要亲自写汇报材料，不要秘书代劳。毛泽东十分看重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并多次重申这一要求。1948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表扬与要求：“为开好这次会议，中央各部门写了12篇报告，很好……下次开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要写一个报告来，谈主要问题，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字，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1964年3月，毛泽东在河北谈到干部作风时批评说：“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末部长局长就可取消，让秘书干。须知，这也是劳动，不亲自动手怎么行呢！”

毛泽东从统领和驾驭全局的高度，对汇报工作提出总体要求：要有观点。他指出：“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 谈观点，也就是发议论。针对那种只有甲乙丙丁、罗列素材，没有观点、没有议论的汇报，毛泽东批评说：“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应当如何写汇报材料？毛泽东强调，不能只写骨头，也要写肉。他结合建筑工程的情况说：“一个工人砌砖，从400块提高到1200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引人入胜，使人想看下去……老看骨头，脑子里没有印象。” 他还具体说：“有些问题，如指标、数字等都要有根据才有说服力。”

口头汇报也应当举事例。毛泽东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对那种只讲条条没有事例的汇报，毛泽东批评说：“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关于汇报材料的字数，毛泽东把握的标尺是看内容如何。他说：“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他还进一步说：“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上开十项（指1956年3月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的十个汇报题目——笔者注）如果一次写不完，分别写成几个报告也可以。如果一时写不好许多问题，先写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问题也可以。”

为了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把握汇报的精髓，毛泽东像老师一样，悉心地进行指导。他的指导，常常蕴涵在与汇报人的问答中，既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又详细具体，管用实用。当年的众多省委第一书记，都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有的还汇报过多次。他们对“毛主席主持汇报会的精湛的领导艺术”无一不有着深切的感受，并无一不从中得到深刻的教益。

可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言

调查研究有多种方式，听汇报是其中之一。毛泽东经常围绕一个或一些问题召开座谈会，或者听取汇报，了解具体情况，探究事实本质，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形成科学的决策意见。

“毛主席听汇报，最不喜欢汇报人念稿子。他最喜欢听那种开门见山，反映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有虚有实，以虚带实的汇报。”（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语）毛泽东说：“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总是聚精会神，认真思考，不断提出问题，追根问底。

从1956年2月中旬到4月底，毛泽东先后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的汇报。石油工业部部长康世恩提前做了充分准备，并向专家请教了一些问题。他还认真整理了一份汇报提纲，交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2月26日，毛泽东听取石油工业部的汇报。汇报开始，康世恩刚按照准备的提纲念了一段，毛泽东就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于是，整个汇报便在毛泽东和康世恩的一问一答中进行。

毛泽东关心的问题十分广泛，有最基本的知识：地质年代如何划分，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石油是怎么生成的，有机物为什么会变成石油，怎么找石油；什么叫构造等。毛泽东更关心我们国家的石油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石油勘探进展情况怎么样；应该靠什么发展石油工业；如何在全国广泛寻找石油；我们的石油投资占多大比重等。

毛泽东听汇报时，提的问题很细、很专、很深。他提的问题看似随意，实际上事先都经过了认真思考，与他正在研究的问题有关，所以很有现实性、针对性。在问答的双向交流中，毛泽东时常会发表一些睿智的、深刻的见解。事实证明，他的许多精辟见解，都对工作起到了指导和推进作用。

听取康世恩汇报时，得知新疆油田、玉门油田条件很艰苦，毛泽东就说：“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康世恩介绍，苏联老巴库油田有几十个油层重叠在一起。毛泽东说：“这是架起来的楼房啊，比单层油田更好，开起来更省钱，你们也要找几个楼房式的油田。”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石油工业要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后来成为石油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座右铭；他期望找到几个“楼房式的油田”，多年后随着大庆油田及华北、辽河等多油层油田的发现，也变成了现实。

为了能够了解到真实情况，毛泽东曾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要求：“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毛泽东总是努力营造一种宽松融洽的氛围，拉近与汇报人之间的距离，使他们能够放下思想包袱，畅所欲言，讲出真话。

1957年9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王延春、赵辛初和几位地委书记座谈，总结农业合作化工作的经验教训。

下午3点开会，按照安排，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中间座位，两边分别是王任重和记录员。其他人面向毛泽东，地委书记坐在第一排，省委领导坐在第二排。毛泽东看到这种安排，便说：“这不是三堂会审吗?还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工作人员立即重新摆放了桌椅。

座谈开始，毛泽东张口就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可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与会者没想到毛泽东这样要求，一时很不适应，会议竟出现了冷场。过了片刻，大家才陆续发言，可讲的大多是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偶尔提到存在的问题，也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听着这样的发言，毛泽东很不满意，便打断了大家的话，宣布说：“休会，明天再开。”他接着又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党的一大，会上就有争论。开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如此。”随后，毛泽东转身对工作人员李银桥说：“今日开的是重复发言的会，耽误时间的会。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王任重同志，明日开会，中心议题是农业合作化的规划问题。要畅所欲言。”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王任重连夜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重新研究、讨论规划问题。第二天上午继续座谈，气氛十分活跃，王任重等人详细汇报了湖北省农业发展未来几年的规划问题。临近中午，毛泽东宣布休会，并满意地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日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毛泽东要求汇报人“畅所欲言”，希望发言者“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为的是多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多发现一些问题，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更好地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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