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探索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治理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社区治理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推进社区治理，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对于提高居民群众的参与程度和社区服务水平，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杭州是如何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将社区治理工作推向深入的，我们专访了民政局局长邵胜。

记者：近年来，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杭州把探索建立科学有序的社区治理体系作为全市的重点工作来抓，做到有组织、有规划、有制度，上下互通、左右联动，成效明显。

邵胜：这两年我市的社区治理工作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一方面我们抓好政府职能转变，积极发挥政府倡导力，把和谐社区建设纳入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持续编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衔接的和谐社区建设、社区服务业发展等专项五年规划，在社区卫生服务、养老服务、志愿服务、应急服务、调解服务、社区准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等各方面都出台政策措施、并配套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同时积极推动社区减负增效，要求各级各部门严格实行准入制度，确保“人随事转、费随事转、权随事转”，为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奠定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抓好体制机制创新，针对公共服务覆盖到社区、社区行政化倾向等实际问题，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探索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三位一体”，交叉任职、合署办公的社区治理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推出了流动公共服务工作站、楼宇社区服务站、新杭州人服务站等新模式，使社区工作由“静”向“动”变化，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形成了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

记者：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在基层，重在参与，重在增强社会活力，社区民主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邵胜：在推进社区治理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社区多元主体的积极性，践行“参与式民主”理念，社区治理水平明显提升。我们以社区直选推进民主进程，在2013年的第五届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中，全市88％的应换届社区推行了社区直选，直选社区中居民参与率高达91%，20个社区创新使用电子投票方式，与国际接轨的选举观察员制度全面推行，还有2.5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参与选举，充分展现了社会各界共同推进基层民主的良好氛围；以广开言路畅通民意渠道，积极运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工具，在全国率先构建“我们圆桌会”、“杭网议事厅”、“市民议事广场”等多个民情沟通参与平台，并在街道、社区层面搭建社区“四会”（民情恳谈会、事务协调会、工作听证会、成效评议会）工作制度、片组户民情联系制度、邻里值班室、“湖滨晴雨”工作室等社情民意沟通平台，积极听取民众呼声，并不断拓宽社区居民有序参与政府评价和监督的渠道，10多年来共有16万余人次参加社会评价活动，提供意见建议7万多条，为创新社区治理、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载体创新扩大居民参与，连续十年举办“邻居节”，精心设计推出一系列“敲门日”、“百家饭”等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邻里活动，加强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在全国首创“社区工作者节”，展示新时代社工的魅力，城市文明程度和居民满意度不断提升。

记者：只有提供人财物各方面的保障，才能为社区治理体系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从而使社区治理工作持续推进。杭州的基础保障工作有何独到之处？

邵胜：是的。在基础保障上，我市率先在全国出台了《杭州市居住区配套设施建设管理条例》，从法律层面明确了社区配套用房配置、管理及产权归属等问题。累计投入2亿多元，按每百户不少于50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社区服务办公用房，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站）的覆盖率达到100%，“一门式”服务大厅普遍建立，2.4 万个社区服务网点分布合理，基本形成市区15分钟生活服务圈。同时，在全市推广建立“智慧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成功搭建起以“96345”便民服务中心为龙头的全市社区服务信息呼叫平台，为市民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在经费保障上，市委、市政府出台《社区工作人员和经费配备标准》等专项政策加强对社区工作经费的保障，社区各项工作活动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保持自然增长，每两年递增15％，其他专项工作经费均实行源头控制、资源整合、费随事转。还设有每年全市1000万元的社区服务业发展资金、1500万元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补助资金等政府购买服务资金。仅2013年，市区两级财政就下拨社区经费8.8亿元，充分发挥了政府资金的基础保障作用。在人员保障上，全市1万余名社区工作者平均年龄37岁，文化程度大专以上占81%，全部按照《杭州市社区工作者管理规范》，实现对岗位设置和基本职责、任职要求、教育培训、考核评议等的规范管理要求。社区志愿服务队伍进一步健全，备案登记的志愿服务组织多达2953个，有各类志愿者服务队3500余支。并积极推进在职党员服务社区常态化，全市9.6万余名机关在职党员认领服务项目23万多件，开展志愿服务20万余人次。

记者：那么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呢？

邵胜：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新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显然不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社会的运行模式也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像市场化的特点、流动性的特点、网络化的特点都越来越明显，而且社会状态跟过去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加活跃。面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要求，社区建设领域仍然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社区治理体制与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不适应，一些地区社区治理体制滞后，政府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不够，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强，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社区工作者的能力素质与现代社会治理工作的要求还存在不适应，一方面，社区工作者队伍结构稳定性不足，许多年青人、大学生只是把它作为跳板（落户需要）或权宜之计，不利于社区工作者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很多社区工作者缺乏系统的培训和专业的素养，有的缺乏与居民群众打成一片的能力，有的缺乏奉献精神，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群众和依法办事的能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要求还不相适应，随着社区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转变的进一步加快，迫切需要社区社会组织承接一些具体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但是由于观念、体制、环境等方面的因素，目前对社区社会组织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培育发展比较薄弱，缺少政策扶持和政策引导，缺乏资金和场地，缺乏生长发展的空间和环境，导致社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

记者：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努力为建设“智慧杭州”、“美丽杭州”奠定更加良好的基础？

邵胜：杭州拥有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的地理位置，具有很强的吸引能力、辐射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下一步，我市将认真贯彻国家、省关于社区治理创新要求，锐意创新，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服务完善、管理民主、充满活力、和谐幸福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在强化体制机制创新上实现新突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将着力创新以下体制机制：创新参与式社区治理机制。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条线一体化、承接工作制度化的新要求来创新社区工作站的运行机制。总结推广“湖滨晴雨”工作室等民情对话机制的经验，探索建立基层公众参与互动平台，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创造性。创新“三社联动”共享机制。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三社联动”机制，进一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推广建立社区工作者个性化工作室，积极拓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领域与合作项目。创新社区监督评价机制。进一步加大对社区准入制度执行情况的督查考核力度，并将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内容。探索建立社区监督评议部门工作制度，由社区对部门在社区挂牌设机构、编台账盖公章、布置工作任务、开展创建评比以及工作作风等方面情况进行评议，促进职能部门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效能。

在强化个性化智慧化服务上实现新突破。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社区居民的个性需求，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社区服务，重点发展面向社区老年群体的居家养老照料中心、“老年食堂”服务，面向社区青少年群体的“四点半课堂”服务，面向社区残疾人和优抚对象的康复治疗、餐饮递送服务等，提高社区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智慧服务手段。鼓励通过社区网站、社交网络等新兴平台，及时准确地发布社区信息，打破社区服务管理的时间、空间限制，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的社区服务。完善居民评价机制。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以绩效考评为导向，进一步完善以居民评价为中心的社区考核评价机制。

在强化社工队伍建设上实现新突破。推行全能社工模式。探索推行“全能社工”模式，形成“一人多岗、一专多能”的社工培养链，进一步提升社区管理效能。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不断规范岗位设置、薪酬待遇、考核评价和权益保护制度，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交流制度，形成自主申请、双向选择的交流模式，实现社工的合理有序流动。打通上升空间。注重从社区书记主任队伍中培养选拔县（市、区）管干部。在考录公务员和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按政策文件规定给予优惠。

杭州社区治理要结合杭州实际

毛丹

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民政部——浙江大学中国社区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社区治理、社团治理、社群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三个重头戏，而社会治理又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共同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三脚架。所以，要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去看待社区治理。

杭州市努力探索社区治理体系，在方向、理念、政策和实践创新上一直领风气之先。在最近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和谐社区创建活动示范单位的评估中，杭州市名列示范城市的前二位，可以说成绩突出，工作得到了公认。由此再回溯一、二十年，全国的社区建设经历了提出观念、推进社区福利，逐渐到推动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农村社区化，直至发展社区治理，并且在政府主导模式下或者说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居民参与”模式下，至少取得五个方面的突出成绩：建立了社区组织体系，进行建章立制，大幅度改善社区基础设施和条件；建立了社区服务体系，以及开始了城乡社区衔接进程等等。与全国普遍进展相比，杭州市社区建设的一般规定动作一向完成得很好，社区服务、智慧服务等方面有很多自选动作则属于先进。

我国的社区治理说到底是要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充分利用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特别是突出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协同政府、社区和社会、市场三类资源和力量，实现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区共同体。那么，杭州今后在社区治理上还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要从细处、大处两方面同时努力。前者是指其他城市社区治理有很多优长，例如我在参加第二次全国和谐社区创建活动示范单位的评估工作中，发现广州在每个社区每年投入200万购买专业社工机构服务，深圳在浙江率先提出的社会机制、社区发展基金会思路基础上更快付诸了行动；马鞍山市在解决社区食堂问题上有巧办法等等，都很值得杭州市在意识和行动上学习。后者是指我国的社区治理总体上正面临着新阶段，需要尽快探索解决好一些大命题，特别是要努力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需要对目前的多重社区意图或逻辑作出正确整合；需要从政府供给、社区场站中心建设为重点，转向以激发社会参与和以居民满意度为核心；需要努力从遍地开花的政策创新转向依法创新、依法治理，努力提升社区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等等。在这些方面，杭州是有条件也有责任继续率先探索并且作出重要新贡献的。

（《杭州》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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