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在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的“中国改革2014年会暨建设服务型政府高层研讨会”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表示，下一步中国改革转型发展想要成功，必须具备两个关键条件：第一，能不能化解改革的阻力，排除改革的阻力；第二，能不能不出现颠覆性错误。
以下是其演讲全文。
文/汪玉凯
我演讲的题目是《习近平的执政使命与中国的转型与发展》。我大体讲三个观点：第一、习近平的执政使命及其影响；第二，习近平执政使命的现实基础；第三、排除改革的阻力，防止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发展的重要条件。
习近平的执政使命及其影响
十八大以后，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管是反腐，不管是转变作风，这种变化大家都能感受到。习近平的执政理念、使命，我们首先感受到三层思维：整体思考问题、整体文化、整体战略，不零敲碎打，而是整体考虑中国的大局。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的改革路线图，四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
习近平的执政有四个特点：第一、天网治国；第二、非常亲民；第三、公平公正；第四、独行独立。
第一、天网治国。十八大以后采取了很多震慑性的文件，比如说八项规定。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三公消费没救了，但是八项规定把三公消费治理得相当好，相当强势，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
第二、非常亲民。只要人民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让每一个中国人实现自己的梦。
第三、注重社会公平公正。
第四、独行独立。既不简单照抄西方，也不走老路，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实现中国梦的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习近平这样的治国风格和治国理念，隐藏的是宏大的治国使命。这种治国使命可概括成五个重建：第一、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第二、重构中国的官场；第三、重构中国的秩序；第四、重构中国的价值；第五、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
从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来讲有两条：第一、中共具有执政地位，第二、中共处在领导地位。我们要提高老百姓对中共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发自内心的认可。
第二重构中国的官场，要让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洁。国务院每一个个人清正以后，政府清正才有基础，不然这是空话。干部清正、政府清正以后，政治清洁才有可能。
第三重构中国的秩序。要通过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构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第四重构中国的价值。他拿出24个核心字重构中国的价值。这方面取得成效的话，对中国未来影响深远。
第五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在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市场决定论，重构中国社会和市场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他采取的执政策略：第一、把治党、治军、反贪治理并重；第二、把法治和德治并行，既强调法治，把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纳入法治轨道，还强调德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官员要治理国家首先要治理好小家，治理好小家要提高你的道德修养，要提高道德修养你要不断地获取知识；第三、现代和传统融合。他现在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找到仁义礼智信这样的元素增加对中国治理的能力。这就是习近平的执政理念、思路、使命、方式。
习近平执政使命的现实基础
习近平这样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的依据是什么？习近平重大的决策都是基于中国现实的。中国改革30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很多的问题。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三分之一。那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35年以后，到去年年底，中国人均GDP6700美元，我们正式进入中等偏上的发展国家。1978-2013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35年，平均达到9.8%的速度，中国创造了历史。充分肯定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也要看到我们积累的问题。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这四大风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习近平治国理念、治国使命的现实基础。
第一、经济风险。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没大问题不等于没问题。现在经济高度紧张，我认为最大原因是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的风险、影子银行、产能过剩。这四大问题到现在还困惑着我们。
第二、社会风险。造成利益格局扭曲的原因是：一、分配制度不合理。二、机会不均等。三、既得利益泛滥。这是目前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第三、信任风险。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信任危机，是信任风险。习总书记说腐败亡国，既打老虎又打苍蝇，这是改革的策略。他的第二个判断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我认为第二个判断是社会问题的本质。
第四、政治风险。我们能不能通过反腐败、遏制腐败的蔓延，再次起来支撑我们二次改革。所以我说十八大以后开启的这轮改革是中国改革的2.0版，也可以说是二次改革。习近平的执政基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
中国下一步改革发展的重要条件
下一步中国的改革转型发展能够成功，我认为有两个关键条件：第一个，我们能不能化解改革的阻力，排除改革的阻力；第二个，能不能不出现颠覆性错误。
从第一个来看，下一步中国改革最大的阻力是两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我认为既得利益实际上成为我们这轮改革中最大的改革阻力。1978年改革起步时，我们面临10多亿的贫困人口，我们改革最大的阻力是贫困。二次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现在我们形成一个以贪腐官员为主的贪腐既得利益，以垄断为主的垄断既得利益，以地产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的既得利益，这些人既掌握权力，掌握资本，又掌握资源。我们能不能排除既得利益对下一轮改革转型的阻挠，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难题。
第二个阻力极有可能是政府。这也是政府改革为什么上升为非常核心地位的原因。政府成为改革阻力不一定是主观的、有意的，而是几百万党政官员的传统思维定势，自不自觉有可能形成对这波改革的阻力。
第二个条件就是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三次讲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共产党的执政、领导资源是优势，但是用不好就可能出现颠覆性错误。你处在领导地位上，要防止运用这些资源的过程中出现大失误。共产党要防止颠覆性错误，不断地创造创新，通过创新实现共产党执政大的目标下面的体制支撑。通过创新构建更好的机制，使我们的机制有竞争力。我们可不可以搞差异化的机制，一个县上的公务员，哪怕不是县长，但是工资可能跟县长一样的，这就是差异化的体制。
（来源：微信公号“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