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作兰石图
“生态”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热门词。“生态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科学家恩斯特·赫克尔在1866年提出的，而“生态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在世界范围内凸现出来。其实生态哲学在中国古已有之，300多年前的文学、书画名家郑板桥既是生态学领域的一位伟大的先驱。论及郑板桥的生态观，话要从他的那封《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说起。
这封长达1300多字的家书，写作时间应为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也就是他从范县转知潍县两年以后，时年56岁，正是思想和艺术都走向成熟的时候。看起来，信里谈论的事情原本平平常常，就是嘱咐他远在家乡的堂弟不要引导他年幼的儿子用笼子养鸟玩，声称自己“生平最不喜笼中养鸟”。为了把这个看似有悖常情而实则服膺“天道”的问题说明白，他才引经据典，高屋建瓴地阐发自己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深邃思考。
这些思考，概而言之，大约有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他综合中国古代儒道两家的生态智慧，以自己特有的感悟和语言，运用于实际生活，认为世间万物，皆为天地所“化育”。“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氤氲而出，上帝亦心心爱恋”。就是说，世间万物的生成都有其合理性，“吾辈”应该“体天地之心为心”，尊重这种合理性。第二，他认为人与万物的关系，应该“各适其天”，不相为害（后来在题画中他又加上“各全其性”一语，从而更全面地表达了他的生态理想）。他认为，“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笼”“屈物之性以适吾性”，有违“天道”。第三，“天道”与“人道”不同。他说：“夫彰善瘅恶者，人道也；善恶无所不容纳者，天道也。”“蛇蚖蜈蚣豺狼虎豹，虫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杀之？若必欲尽杀，天地又何必生？”这确实是人类在生态问题上所面临的“二律背反”，既无法回避又不能简单从事。所以郑板桥紧接着又写道：“亦惟驱之使远，避之使之不相害而已。”至于爱鸟而不囚鸟的办法，他的主张是多种树，“使（之）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人在屋内，听鸟的声声“啁啾”，观鸟的“扬翚振彩”。这样，人就在两难中寻找到了平衡点。第四，他把追求生态的平衡，实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视为人生的最大幸福。他说：“大率生平乐处，欲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是的，在中国古代，早就有诸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钓而不网，弋而不射宿”（《伦语》）；“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等这样一些充满生态智慧的经典话语。郑板桥的上述思想显然渊源于这些经典。但是从认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来看，郑板桥在继承传统时显然是把它们上升到了朴素的“生态观”高度。郑板桥早在300多年前就能在生态问题上有如此高度的自觉和可贵的追求，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是这个领域的一位伟大的先驱。
尤为可贵的是，郑板桥不仅把自己在理论上的这些认识坚决地应用到了日常生活和子女教育方面，更卓有成效地贯彻到了自己的诗书画创作当中，从而开拓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新境界。
清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也就是在写了《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的10年之后，65岁的郑板桥画了一幅看似平常实则非同一般的兰竹图。此画画面正中画的是一簇长在深山大壑沃土里的芝兰，花繁叶茂，生机盎然；画面右下方有修竹一株，潇洒自如地与芝兰遥相呼应。这一景象，人们见了未必会立刻就能洞悉其深刻寓意，但是看了画面左侧作者用他那揺曳多姿的“六分半书”写成的近百字的题识和题诗，便有石破天惊、豁然开朗之感。此题识和题诗原文如下：
古人云入芝兰之室久而忘其香。夫芝兰入室室则美，芝兰弗乐也。我愿居深山大壑中，有芝不采，有兰弗掇，各适其天，各全其性。乃为诗曰：高山绝壁见芝兰，竹影遮斜几片寒。便以乾坤为巨室，老夫高枕卧其间。
这不正是他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里所阐发的生态观的艺术表达吗？在郑板桥的艺术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在诗书画里正式表达其“各适其天、各全其性”的生态观。后来，在他68岁和71岁的时候，又把这个题识和题诗的个别字略作改动，分别题写到新创作的另两幅各具异趣的兰竹图上，由此可见他对自己所抱的这种生态观是多么的执着。
正是基于这种“各适其天，各全其性”的生态观，所以，郑板桥画的那些兰竹，绝大部分都生长在峡谷原野之中或悬崖峭壁之上，千姿百态，奔放自如，生机勃勃，呼之欲出。偶画盆景，也是正题反做。比如，在一幅《破盆兰花图》上，他题了这样一首诗：“春风春雨写妙颜，幽情逸韵落人间。而今究竟无知己，打破乌盆更入山。”这就从反面表达了他“各适其天，斯为大快”的情怀。早先，对于郑板桥如此安置画中兰竹生长环境，人们并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或者只是把它看成是作者的一种厌恶尘嚣，寄情山水的文人情趣。也有论者认为郑板桥为兰竹安置如此开阔自由的生长环境，意在表现其“追求个性解放”或曰“归隐”思想。其实不然。“归隐”或“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者要解决的是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而郑板桥的思索，则在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其境界要高远得多，宏大得多。他反对“屈物之性以适吾性”，祈盼世间万物都能够“各适其天，各全其性”，虽然带有一望即知的乌托邦性质，但是对于那种给生态带来严重后果而又根深蒂固的“主宰自然”“征服自然”“人定胜天”之类的流行观念来说，却不啻是一个饱含智慧的反驳。把这种反驳化为诗书画的主题，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他笔下的“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的非凡景象。
与此直接相关的，是郑板桥对“善恶无所不容纳”的“天道”的反复吟咏。
郑板桥早年的画，基本上都以象征美与善的兰、竹、山、石为素材，但到65岁以后，他却屡屡把荆棘与芝兰修竹画到一起，并通过题识或题诗来吟咏“善恶无所不容纳”的“天道”情怀。比如在一幅“寄蔡太史”的《芝兰棘图》里，他就作了这样一首题画诗：“写得芝兰满幅春，傍添几笔乱荆榛，世间美恶俱容纳，想见温馨淡远人。”在另外一些作品里的题画诗里还有“世上哪无荆棘刺”“不容荆棘不成兰”等诗句。这当然不是要人不分善恶，而是希望人们超越世俗的“人道”观念，深刻地理解善恶之间所包含的既对立又依存的复杂关系，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审美和人生体验。
在即将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从报纸看到新华社的这样一条电讯：伦敦动物学会2014年9月30日发布的最新一期《地球生命力指数》称，由于人类的活动，从1970年至2010年这40年间，“全球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一半”。可见地球的生态危机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于此，郑板桥留给我们的这份思想和艺术遗产，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了。 （蒋守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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