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代廉吏于成龙为镜鉴

编者按：不久前，省委书记王儒林深入吕梁市调研，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的重要指示，深入推进山西的反腐倡廉建设。通过在“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故乡的详细考察，王儒林同志指出：“我们要高度重视、深入挖掘、大力弘扬于成龙廉政文化，以古代廉吏于成龙为鉴，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推进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为我们鉴古以资今，营造弊革风清、干事创业的社会政治生态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此，本期特刊发此文，以资学习。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借鉴我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通过认真学习研究，笔者以为清初政治家于成龙的为政思想、从政实践及其体现的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正是对以上重要历史启示的生动诠释。

一、诚心实政、敢于担当的为政态度

清顺治18年（1661年），已44岁的于成龙以“揭选”（抽签）的形式，走上了清初社会政治舞台。在这之前的40多年里，作为一介布衣的于成龙，与广大民众共同经历了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血雨腥风。他自幼过着艰苦的耕读生活，对传统文化有系统学习，明崇祯12年取得“副贡”资格。长期社会动荡和下层社会的磨炼，尤其是对明末社会黑暗，统治集团在全面腐败中走向全面腐朽，最终在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覆灭的时代剧变，有着亲身经历和深刻思考，从而使他的思想能关注社会苍生，推崇经世致用，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这为他以后的从政奠定了坚实的民本价值观基础。

于成龙的官民观、政绩观以及廉政观，是以“忠君爱民”为核心的封建社会政治伦理为支撑的。在于成龙看来，忠君必然体现为爱民，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是一致的。作为州县“亲民之官”，在罗城知县任上，他给广西巡抚的建议书中指出：“贪酷者，害民害政之本”；“殃民者，莫若衙蠹”。“敉宁（稳定）地方之要，莫若安民；而安民之法，必以肃清吏治为先务。吏得其人而洁己爱民，则弭盗固圉，省刑息讼，兴利除弊，诸务皆举”。强调正确处理官民关系，“官之于民，犹父之于子也。父不慈则子不孝，官不清则民不良”。作为督抚的“治官之官”，在两江总督任上，他要求官员重官德、养廉耻，从“诚”字出发，以实心行实政，对百姓“必时其饮食，体其寒暖，事事发于至诚；规其饥寒，勤其劝化，事事出于无伪。盖无伪则有实心……若徒外面摭拾一二件便民好事，以为得意，亦市名（作秀）也，其去残忍者几希耳！”秉持知行合一的从政理念，于成龙在24年的官宦生涯中，无论官职大小，面对何事何人，只要是符民意、顺民心、关切民生利益的事，都能从强烈的责任感出发，敢于直面突出矛盾，敢于触及难点热点，敢为别人所不愿为不敢为，做到实心实意、立说立行，心无羁绊、全力以赴。其诚心实政、敢于担当的为政态度突出鲜明，一以贯之。而这种坚持在理念与行为割裂、对上与对下错位的封建官场，既使他饱尝了宦海冷暖，也升华了人生境界，充分体现了他勤政爱民、一身浩然正气的清官风范。

于成龙的初任是广西罗城知县。罗城当时作为经济社会落后的民族地区，又饱经20年战争摧残。因局势未稳，盗贼横行，之前的两任知县一个被杀、一个逃亡，再派的不敢赴任。整个县境荒草蔽野，劫后余生的百姓避居岩谷，县城一片废墟，只有居民六家、草房数间，县衙也是三间破茅屋。险恶的环境加之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缺乏基本生存条件，随他先后来到的九名随从四死五逃。困境中的于成龙置生死荣辱于度外，蓬头赤脚与各民族群众打成一片，紧紧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针对杀掠成风的社会治安问题，针对地方势力挑动民族仇杀、抗命不尊的问题，针对发展经济中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敢于动真碰硬，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一系列整顿治安、恢复生产、减轻群众负担的有力举措。罗城境内安定后，又着力于解决邻县豪强经常入境抢掠的突出问题。在报请柳州府迟迟无果的情况下，他从“身为父母而可使子女遭殃乎”的责任感出发，甘冒触犯清廷法令“未奉命而专征”为不赦之罪的后果，决心“奋不顾身，为民而死”，既组织乡民练兵，又大造声势，声称要亲率征讨。在强力震慑下，邻县豪强只得前来“乞恩讲和”，退还掳走的丁口耕牛，保证再不犯界。从而又为社会治理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三年时间，就使广西遭战争摧残最重的罗城县，呈现了“时和年丰、官民亲睦”的新气象，被树为全省治理的唯一样板县。

在于成龙的从政实践中，做到诚心实政，必须具有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开拓创新的魄力，这在因循塞职、麻木不仁的封建官场尤显难能可贵。在清初社会，官员尤其是汉族官员想做事、能做事的环境十分恶劣，而清廷政治上的强化束缚、经济上的竭泽而渔，加之政策的严重缺失和抵牾，往往成为地方治理难有作为的根本原因。如“未奉命而专征”是杀头的罪名即属此类。这个事例也说明，对有位就要有为的于成龙来说，治理地方、改善民生，既是他全力以赴的使命，也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面对责任和风险，于成龙总是从造福社会苍生出发，凡认准了的，就不计个人荣辱毁誉，积极建言，大胆突破，重实际、讲真话，求实效、抓落实，即使逾越朝廷规矩、获罪上司也在所不辞，始终保持了一种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

康熙6年，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四川素称“天府之国”，但此时作为四川战乱的重灾区，由于众多人口死伤逃亡，造成大量良田弃荒，合州加上3个属县，合计人口只有100余户。如何召集流民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在当时社会是具有普遍性的难点问题。于成龙目睹地方荒残，确定以“招民垦荒为急务”。为了解决流民招不来和留不住的突出矛盾，于成龙殚精竭虑深入调研，确定从产权问题入手，首创推行了对无主的房屋田产“凡一插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政策，先于清廷康熙22年颁布的“禁止原主认业”法令15年。在实际工作中，他亲自为新附居民区划田亩、分配牛只籽种，使合州迅速出现了流民集聚、安居乐业的新局面。

康熙17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上任伊始，即从解决热点问题入手，做了许多得民心稳人心的工作，生动表现了他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精神。当时清廷为对付台湾抗清势力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驻闽的满族王公和将军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的实际，对众多迫于生计下海的渔民动辄兴起大狱，凡下海者一律以“通海”罪问斩。于成龙接手后，在查阅已核准的案卷时，发现“通海”罪每案被拟处死刑的就达几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儿童。面对成案，于成龙决心重审，对善意劝阻他的下属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岂能因狱既成而可不慎！为此，他面对王公将军们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主张，最终在他的主持下，使所有上千百姓免遭杀戮而获释，贫困者还发给路费。

任直隶巡抚和两江总督期间，在人才建设问题上，基于自已的深切体会，他对清廷严苛的干部选拔制度（即考成制，其中有官员考核一票否决的规定）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和人才选拔，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使然也”，使“远大之器，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多次上疏康熙帝举荐人才，请求破格擢用，使不少清廉有为的基层官员得到提拔重用。正是由于他具有求真务实、敢担风险的为政胆识，勇于突破各种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使他在各地的从政实践中不同凡响而多有建树，最终得到康熙帝的器重，从而在封建官场政治中不被湮没而终成一代名臣。

二、廉洁刻苦、正以率下的人格风范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周礼》就提出对官员的考核“六计”：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思是说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方面均冠以“廉”字，即以廉为本。清廉作为官员必备的政治品德，对于成龙来说，可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他最显著因而也最感染人的特征。他曾在罗城、合州等当时最艰苦的地方任基层官员，也曾在直隶、两江等当时最繁华富庶的地方做“封疆大吏”，但刻苦廉洁的生活作风始终如一。

在罗城，他蓬头赤脚或布衣草鞋，把自己融入当地民众之中。个人生活是“日食一餐或两餐，读书堂上，坐睡堂上，毛头赤脚，无复官民礼。夜晚酒一壶，值钱四文，并无小菜，也不用筷箸”。虽嗜好饮酒，却常常连四文酒钱也没有。一首自嘲的《无酒》诗真实展现了他的艰苦生活：

一夜一壶酒，床头已乏钱。强欲禁酤我，通宵竟不眠！

康熙2年秋，于成龙作为工作人员前往省会桂林参与“乡试”科考大典，他只身一人穿着破旧的官袍前往，其“敝衣垢缕”的形象，在“美服盛饰，兼从姣好”的州县官中显得格外寒酸，竟受到同僚的奚落。康熙6年秋，他离开罗城远赴合州任，窘迫到没有赴任的路费。临别罗城时，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到合州后，为了“广为招徕”恢复生产，他先从解决群众负担太重的问题入手。有衙役到民间索要鲜鱼供厨，他当即以“竭泽而渔”的典故批评道:百姓脂膏已竭，不关心他们嘘寒问暖，反倒关心鱼，还能得到“鱼”乎！为避免扰民，他规定州衙内不得吃鱼，并免去按规定配备的仪仗驺从，出行时只以一仆一马相随。康熙8年，于成龙升任湖广黄州府同知，13年又升任知府，虽然环境改善了，地位提高了，但他勉励自己要“益励前操，至死不变”。面对战乱动荡和水旱频繁造成的频频饥荒，于成龙总是昼思夜省，忧心如焚，除迅速上疏请蠲请赈为民请命外，还谆谆劝导富户“大施侧隐”，解囊相助。自己则率先垂范，常年以粗糠野菜裹腹，把薪俸和半数口粮救济灾民，甚至焦急无措时把仅剩的一匹骑乘的骡子，也换了十余两白银救济灾民。为了度过荒年，他把老家人度荒时用糠做的“炒面”（吃时加水成粥状，黄州人称之为“糠粥”）推行当地，不仅自己吃，还要求富户食用，并以之待客，“客虽不堪，勉强餐之”。有一富户不愿吃，他斥责道：“贫苦士之常，富贵人之幸。汝便不堪食此？吾他日过汝家，若未设此粥，吾罚汝赈饥！”为此，当地群众歌颂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康熙18年夏末，于成龙擢升福建布政使。在任内，他掌管着全省巨额钱粮和军饷，为整治贪污浪费、效率底下等积弊，他创新制度、加强管理、注重教育并以身作则，过着缺钱少米、“终日一食”的生活，而把薪资用于收养一群孤儿。为了自励励人，他撰写了一幅楹联悬挂于署衙正堂：

盈千累万，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戴锁？

一丝半毫，无非百姓脂膏；不加轸惜，怎饶得男盗女娼！

康熙19年和21年，于成龙先后任直隶巡抚和两江总督。居封疆之位，他依然是“布衣蔬食，半茹糠秕”, “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因之被江南民众称呼为“于青菜”。这种独立特行的人格魅力，对端正当地社会风气，尤其是约束社会上层的奢靡之风发挥了积极作用。据当时罢相在江宁（南京）居住的熊赐履记载，当于成龙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江宁市场上粗布价格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驺从、毁丹垩（豪宅的装修），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长千、朱雀、雨花、桃叶，旧时歌舞游乐之地一旦闃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鸟兽窜。盖公（于成龙）未入境，江淮间已大改观矣……公之殁也（康熙23年4月18日），予以一瓣香哭公于丧次（去世次日）。仰瞻几筵，惟青灯布幔、冷落菜羹而已；问其箧笥，则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三、励精图治、兴利除弊的治吏严师

康熙时期是清朝统治的奠基时期。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的腐朽性及统治阶级的贪婪性，使清王朝定鼎之初就出现了严重的吏治腐败，各种社会矛盾也在激化。康熙19年，历时八年平定“三藩之乱”的军事斗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雄才大略的康熙帝既把统一台湾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把“澄述吏治、安定民生”作为治理天下的中心要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于成龙就被其选树为刷新吏治的一面旗帜“以风有位”（表率群臣）。康熙19年和21年，康熙帝先后“简任”（皇帝提名）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和两江总督。直隶亦称京畿，所谓“首善之区”；两江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是当时全国最大行政区域和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正是在康熙的寄重下，年逾花甲的于成龙以其崇高的社会名望、丰富的施政经验、正以率下的一贯作风，鞠躬尽瘁肩起皇上托付的“艰大之任”。

总督、巡抚所谓封疆大吏，亦称“治官之官”，即承担着从严治吏的主体责任。在任基层“亲民之官”时，于成龙就屡屡向上司建言，强调统治者要时刻以“察吏安民为念”，“以一夫不获曰予之辜，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邦致政之本”。此时的于成龙身膺重寄，必然把身体力行康熙“澄述吏治、安定民生”的治国方略，贯彻到他“察吏安民”的施政实践中。任职黄州时为治理盗患，他的内衣里有个布袋专放盗贼名单，升任巡抚时部下说可以去掉了，他幽默地回答，“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肖之官吏，未可去也！”康熙19年前后，直隶多地发生了严重的水旱灾害。于成龙赴任后，即深入灾区组织抗灾赈灾，并结合救灾了解民情、考察官员，旗帜鲜明地向各属申明自己的履任，将“倦倦以驱除贪吏、拯救民生为务”，围绕察吏安民的主题，雷厉风行地在全省发出了严禁送礼、严查劣员、严禁奢靡、严禁火耗、严禁赌博、严禁嫖娼、严禁侵冒赈灾粮款、严禁旗人买汉民为奴等一系列檄文。期间，先后弹劾罢免了贪官青县知县，通报了向他“公然开具手本（礼单）呈送中秋节礼”的大名知县，严厉申饬各级官员不得利用节令“私相馈送”和贿赂京官的“过路送礼”。

康熙21年，于成龙任两江总督。下车伊始，即从调查研究入手问政于民：一是微服私访社情民意，由于传闻他常常微服私访，贪官污吏“日数十惊，见白髯伟驱者辄心胆落”；二是总督府“重门洞开”，反映问题的官员和平民可“直入寝室”，随时听取群众意见；三是鉴于“两江幅员辽阔，一时耳目难周”，直接发文三省所有府、州、县广泛征集意见。其语言堪为今日改文风之借鉴：“凡地方官政民情，有宜于昔而不宜于今，利于官而不便于民；或利所当兴，虑阻挠于势要；或弊所当革，苦积习之因循，其最关民瘼、安上全下事宜，该府暨州县务须明白指陈，径行（直接）详报。本部院虚衷采择，极力奉行。毋得假公济私、舍大言小、浮词摭拾，徒烦披阅，并不许由司、道、府转详（转交），致滋格碍”。随着情况的掌握，于成龙痛感两江地区“吏治日坏如倒狂澜，何时止乎！”他迅速理清思路，推出举措，以“兴利除弊”总揽全局，“振纲饬纪、移风易俗”两手并举，把治理腐败和改善民生作为两大着力点。在颁布的《兴利除弊约》中，他开宗明义突出反腐倡廉，仍把“严禁馈送”作为首要内容，其辞风格犀利，直面问题：“从来寡所用斯廉所取，未有用之极繁多而取之能廉洁者也。本部院访得两江官员专事弥缝、唯尚交际，司、道、厅，府、州、县，生辰、节令，到任署印、卸印，自上而下无不递相馈送，视地方大小区别差等，盈千累万，目为旧规。于是，官评之贤否，吏治之勤拙，俱不可问！且此等馈送不出于钱粮之加征、火耗，则出于词讼之婪取、赃私。以小民之膏血供多官之结纳，民生何以得遂，物力何以得阜也？本部院下车，以清介自持，誓不受属员一毫之馈送！”从“朝廷设官皆为治民，而亲民者莫若州县”的认识出发，他特地制定了《示亲民官自省六戒》，重点对州县基层官员提出了勤抚恤、绝贿赂、慎刑法、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等六项基本要求。

在高度责任感驱使下，于成龙以年迈之躯依然保持了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围绕兴利除弊、察吏安民，他夙兴夜寐、不遗余力，“凡所兴罢，次第举行”，充分显示了他举轻若重、言出法随的施政风格。同时，坚持正面教育为主，举优劾贪，宽严并用，又充分展现了他举轻若重的工作方法。时人评论他：“爱民如慈母，察吏如严师……下车之日，属僚凛凛，人不自保。而公则先以宽大示之，谓前此劣迹，各宜痛自湔洗；今后官箴，慎勿再蹈前辙。倘有败检（败露），白简（弹劾）无私，莫冀姑息也。属吏又喜出望外，然已不寒而栗，由是转贪官为廉能、化酷吏为循良者甚众”。在封建时代，所谓“有治人无治法”，贵在得人。对于成龙矢心吏治整顿，使直隶和两江出现“官吏望风改操”的绩效，康熙大为首肯，称赞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慨叹“朕独不得尽如于卿者而用之尔，宁忧百姓哉！”于成龙逝世后，康熙帝亲自派员致祭并题写碑文，祭文中盛赞于成龙在直隶“抚字唯勤，苞苴（贿赂）尽绝”；在两江“驭下则大革贪风，励已则寒同儒素”。御制碑文称：“尔于成龙秉心朴直，莅事忠勤，而考其生平，廉为尤著。以故累加特擢，皆朕亲裁。盖拔自庶官之中，洊受节钺之任，尔能坚守夙操，无间初衷……朕俯合舆情，褒载劲节，既考名符实，谥曰‘清端’”。同年11月，康熙帝南巡到江宁，通过“博采舆评”，充分肯定“于成龙居官清正，为古今廉吏第一！”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到，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于成龙以个人具备的特质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以知行统一的理想追求，以在罗城、黄州、福建三次被举“卓异”（明清两朝考核地方官员的典制，三年一次全国“大计”中清廉和才能优异者）的业绩，堪为“人臣之标准”、吏者之楷模。其勤政爱民、清正廉洁的民本思想和从政实践，为我们党强化宗旨意识和从严治吏，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廉政文化，激发广大干部党员改革创新、勇于担当的新时期精神，都提供了历史文化相契合的映照，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永恒价值。

（作者系省委前进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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