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种“动人”之才

人有才，可动人。但“动人”之才，并非都值得称道。相反，有了才，愈“动人”，愈可怕。这样的才，往往是小人之才。

小人之才，往往以一己之私或一己野心为轴心，使出浑身解数，上下翻腾，可以黑白颠倒，指鹿为马。这样的“才”，常有“创意”在其间。具有这样“才”的人，史上即便没有“传记”，也会有“兼记”。赵高，就是这样一个小人。

赵高，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未有专篇记载，但在《李斯列传》和《秦始皇本纪》中，仍可清晰地看到他的所作所为。可以说，秦二世胡亥命运的浮沉，是浮也赵高、沉也赵高。

本来，秦始皇死后是把皇位传给其长子扶苏的。但赵高发动沙丘政变，与丞相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皇幼子胡亥为帝。于是，胡亥从众兄弟中“浮”起来了，被称为秦二世。

按照秦始皇的如意算盘和说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对此，赵高并不以为然。他有自己“欲为乱”的“大志”，也想登上权力的顶峰。为此，他将自己的“才”发挥到极致，并不断有所“突破”。

譬如，对“朕”这个词，大家共认的，朕即“我”意。正如《尔雅·释诂》所讲：“朕，身也。”即便嬴政成为始皇后，自称“朕”，也只是皇帝的一个专用词。可赵高为架空二世，掌握实权，就在“朕”字上大做文章。他对二世说：“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史记·李斯列传》）意思是说，朕当如“神”，只能让人闻其声，不能让人见其容。这就隔绝了秦二世与群臣的联系，他自己便可以任意胡为了。

再如，为使自己对人的“欲加罪”变为“自认罪”，他在以卑鄙手段，诬丞相李斯与其子有“谋反罪”并将其下狱后，先是靠自己的“才”，创出“囚安得上书”的理论，不准看守官员将李斯上奏给皇帝的申诉上报；继之又动用自己的“才”，让自己的亲信去冒充“御史”、“谒者”、“侍中”，即监察人员、皇帝的近侍、皇帝左右的亲信去提审李斯，只要李斯如实申诉，就变本加厉地折磨他。所以，当秦二世真派人复验时，此时的李斯已被整得服服帖帖了，只有“自认罪”的份了。

还如，自己欲为乱，又怕群臣不听，就放胆用自己的“才”，设圈验意：大庭广众之下，持鹿献于二世，声称：“马也。”二世不信：明明是鹿，怎么称马？“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之左右，各有所说。结果，实言以鹿者，被赵高治罪；阿言以马者，被赵高视为“知己”加以重用。自此，赵高的“才”让满朝大臣都看到了其中的“厉害”：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海瑞在《乞治党邪言官疏》中曾言：“小人非才不能动人，小人非才不能乱国。”斯言诚哉！至少，这个说法在赵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由此，更使人明白，看人，不能只重其“才”，不问其“德”。只重“才”者，不仅会被此“才”所误，还会被此“才”所杀。

还要看到，小人的“动人”之才，打动的常常是虚荣的心。倘若胡亥掌权之后，虽“未必尽通诸事”，却不耻下问，虚心求教；虽“遣举有不当者”，却不怕“见短于大臣”，也不致被打动到“居禁中”，让人不熟悉、不了解、不知情，却让人崇拜之、神化之、“称圣主”。

小人的“动人”之才虽无甚新意，却有一定市场，其原因，就在于“小人诈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悦之者众”（林逋：《省心录》）。这种“诈而巧”，犹如赵高对“朕”的“创新”之解，颇能迷住人之眼，糊住人之心，以至使人信之、往之；听之、从之。

小人的“动人”之才虽能动人之心，却难动所有人之心。这是因为，这种人的表演实在并不高明，且有一定轨迹可循。这，只要看看生活这本教科书，便一清二楚：小人奉上，常常是谄、是媚，决不会是忠、是敬；待下，往往是傲、是慢，决不会是谦、是和；指事是蒙、是诬，决不会是清、是实；见过是推、是饰，决不会是担、是改。如此之“才”，安能动所有人之心。

当然，最须提防的，是有的以深情之色，善言你优；以厚貌之情，善诵你杰，且一本正经、一丝不苟，让你觉得他的真诚，使你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丝毫不觉是捧、是谀。这，的确须三思：自己真这么优、这么杰、这么值得赞美吗？古有言：“有善诵我之美，使我喜闻而不觉其谀者，小人之最奸黠者也。”（袁采：《袁氏世范》）这话值得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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