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政治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与区域合作的发展

近年来，亚太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地区内的力量结构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伴随着地区内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地区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其安全形势与未来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焦点，区域合作也在地区政治安全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阵营化和碎片化的趋势。刚刚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不仅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指引，也将对亚太安全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

一、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

从时间特征上看，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正值发生在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之时。在冷战结束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亚洲先后实现了东盟的扩大以及建立了10+1、10+3、10+6等多种合作机制，亚洲国家之间初步建立起了日益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如在地区政治方面，2005年开始成立并正式运转的东亚峰会，标志着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一体化进程得到进一步的夯实，而2008年《东盟宪章》的生效更是为东盟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经济领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10年正式全面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美国提出了以“重返亚太”为目标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而引发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从空间特征上看，对亚洲的控制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个日益整合的亚洲对美国而言不管将来是否排斥美国，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前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曾明确表示：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是长期和一贯的，甚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明显一致，即美国治下的“和平与安全，获得该地区的商业准入，航行自由，以及防止任何霸权力量或联盟的崛起”。[1]很显然，美国既想享受亚太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实惠，又无法接受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超越自己、挑战其世界霸权。而以《东盟宪章》的生效和“东亚峰会”机制的运行为标志，东亚地区主义的快速成长，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挑战，这是它决定推动亚洲秩序重构和转型的内在动力。因此，所谓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亚洲，其焦点也就在东亚。

二、冷战思维是导致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恶化的思想根源

美国是冷战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其冷战思维不仅延续了整个冷战时期，在冷战结束后的亚太地区仍一直延续着。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曾在冷战刚刚结束后发表了《美国在冷战后世界的作用》一文，认为“美国人需要一个敌国，以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2]可见，冷战思维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美国来说不仅仅是历史惯性思维的延续，而是出于战略上的现实需求。尤其是以推行“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名义来强化其在亚洲军事同盟的做法，不仅导致亚洲原有的地区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也深刻影响着亚洲的一体化进程；不仅使中俄等亚太地区深受冷战之苦的大国对美国的言行深感费解和疑惑，也导致亚洲国家之间相互对立，彼此失和。

三、缺乏互信是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变化的内在因素

冷战后，亚洲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实力的增强并没有给亚洲国家带来应有的国际地位。从区域内部上看，亚洲国家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相互交织，成为影响亚太内部安全和政治互信的内在因素。而从外部层面上看，在各国不断追求其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大国间的相互博弈以及大国对中小国家的肆意拉拢和挑唆，使得本身脆弱的亚洲各国之间一直没能建立起正常的互信关系。

应该承认，亚太地区几乎具备了所有导致国际关系趋于摩擦和对立的因素。这其中既有经济实力变更所带来的疑虑和恐惧，也有因文化与心理的差异而产生的错觉；既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导致的不信任，也有因地理位置邻近产生的竞争关系以及由安全困境所激发的不确定感。因此，尽管亚太地区在政治安全方面存在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地区内国家之间在互信上的严重欠缺。

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基本要件

一、互信是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基本前提

应该看到，目前亚太地区无论是在各国的政界、军界还是学术界都存在“亚太安全存在诸多变数”的论断。显然，这种担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亚太地区缺少最起码的信任与理解。毋庸讳言，亚太各国都有自己的战略诉求和发展蓝图，但地区内如果连最起码的信任都做不到，那么区域合作就不可能稳定地向前发展。然而，增强地区内的互信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政府层面，也包括企业、民间层面。因此，在保持各国领导人和政府层面的协商与合作的基础上，推动和强化企业与民间的互动与交流对于增强国家间的互信至关重要。

二、互利是确保区域合作发展的关键

在国家战略的构成要素中，利益是第一要素，它决定国家的政策取向。但一个国家的战略利益又可以区分为不同层次，这其中必然与其他有关国家产生交集，成为 “共同利益”，这是推动国际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亚太地区在能源、环保等诸多全球性课题领域都存在共同利益以及继续深化合作的潜能与空间。当然也不可否认，在共同利益的背后也存在利益冲突，但由于亚太地区仍处于经济上升期，市场空间广阔、各国之间经济互补性很强，如果各方都能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目标，妥善处理分歧，在共同利益的推动下，区域合作就会朝着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尤其是东亚地区，区域合作更容易在“和”的理念之上形成共识，原因是与美欧国家对中国的狐疑态度相比，东亚的政治家较为容易理解东方民族“和”的思想，也深谙“和为贵”、“和而不同”、“家和万事兴”的协作精神。

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方法与途径

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符合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也是地区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有效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各国首先应该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找到区域合作的切入点，化解安全困境，按照建立信任措施的基本路径，推动区域合作稳步发展。

一、从战略高度来认识亚太区域合作问题

目前，亚太地区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前者侧重传统的地区政治安全，而后者则是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社会进步及如何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在这两大问题领域下，亚太地区的矛盾既有地区经济利益冲突特点，也有地缘战略控制的特征。尤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区域内各国都希望能够通过不断地完善机制，开展务实的合作。因此，目前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正处于分化与合作两股力量的角力之中。亚太地区到底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这取决于亚太各国遵循什么样的合作理念来加以推动。有鉴于此，地区内各国都有必要用战略分析的视角来认识区域合作问题。

战略分析是一个利益权衡的过程，它首先要解决的是各国在参与国际合作中的“判断”和“定位”问题，即“我是谁”、“ 他是谁”，“ 我要做什么”，“ 他要做什么”以及“ 别人怎么看”、“ 别人怎么做”等等。在合作中，区域内各国可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设定不同的合作框架与领域，避免合作陷入僵局，从而构建一个动态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不仅可使一些中小国家避免因与大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对其本国利益造成损害，也可以避免地区内的冷战思维左右其战略调整的空间；不仅能够把具体的问题放到更加广泛的领域来考量，也能够把各行为体眼前的利益与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有效防止突发事件对区域合作造成的冲击，也可以避免区域合作出现“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后果。从当前亚太地区所面临的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上看，战略分析有必要成为今后指导亚太区域合作的最高理念。

二、增进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推动建立亚太新秩序

大国关系是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的基石，它决定着亚太安全的基本走势，也是决定亚太区域合作能否继续推进的主要因素。大国之间保持沟通，既可以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和对立，又可以使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本国的经济建设和区域发展中来。因此，中、美、俄作为亚太地区三个大国，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实现合作共赢方面都负有更大责任。要充分认识到，亚太地区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地区大国只有摒弃冷战思维，在涉及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大问题上相互尊重各方的合理关切，理性处理立场差异和利益纷争，坚持相向而行，形成良性互动，协力打造公正合理的地区新秩序，才能不负时代重托和历史使命为本地区乃至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切入点,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我们应该看到，在传统的地区政治及军事安全问题之外，亚太地区还面临的另一个安全问题便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正如加拿大国防部长彼得?麦凯在2012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所言：“虽然世界各地仍可见区域和国与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但最常见也最令人担忧的挑战实际上并非来自国家，也与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大相径庭。”[3]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亚太地区更需要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这不仅是因为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亚太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多样性、高发性以及与地区政治安全问题的紧密关联性等特点，更是由于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不会导致安全困境。[4]从目前来看，亚太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与历史性机遇，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目前亚太各国对于加强区域内的非传统安全合作都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愿望。这一点无论在2011年日本发生的“3?11”大地震,还是在2013年菲律宾发生的“海燕”超强台风中都有所体现。尤其在2014年3月8日发生的马来西亚航班（MH370）失踪事件后，亚太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了搜救行动，有的国家甚至破例开放了自己的领空、动用了最先进的搜救设备和最强的搜救力量。尽管目前马航失联客机的有关情况还无法定性，但从此前的搜救过程上看，亚太各国对加强区域内的非传统安全合作都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愿望。

二是亚太区域内公共产品的严重欠缺。根据联合国《通向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目标的路线图》报告，在全球公共领域需要集中供给公共产品，其中就包括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公共产品等。然而，这种公共产品目前在亚太地区明显不足，尤其是在当前有些国家政局动荡以及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地区内各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预算常常会受到来自国会及在野党的制约，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资金的筹措上也比较困难。

三是目前亚太地区有关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机制很多，但合作程度普遍不高，很多是带有论坛性质。这在地区互信程度不高、利益关注差异性较大的情况下，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又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冲击，合作关系也很不稳定，在应对大规模非传统安全危机时往往有力不从心之感。

四是亚太地区各国都期待大国能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从近年来亚太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发生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上看，综合实力强、幅员辽阔的大国在抵御诸如金融危机、地质灾害、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要远比中小国家强。而在亚太地区的大国中，中、美、俄、澳、日等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都拥有各自的优势。尤其是中国，它不仅在地缘上与灾害频发的东亚地区紧密相邻，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具有综合性的优势，也具备向周边国家实施快速援助以及灾后重建的能力，这也是近年来国际社会一致呼吁和期盼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刚刚在北京闭幕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是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主题。与会各方紧紧围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以及“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三大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无可非议，所谓“共建”，就是寻求合作；“伙伴关系”，就是培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而之所以强调“面向未来”，无非是呼吁有关各方能够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用战略分析的理念来构筑亚太国际关系新格局。

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分别会晤了俄、美等亚太地区主要国家领导人，透露出“增强互信、求同存异、自我克制、管控分歧”以及打破大国冲突与对抗的“历史宿命”、共同塑造亚太新型的大国关系的新内涵。而会议最后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和《亚太经合组织成立25周年声明》两份成果文件，明确了亚太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目的和举措。

除此之外，本次会议还达成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以及“决定共同应对大规模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等多项共识。这一系列成果，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政府作为本次会议的主办方以及一个负责任大国殚精竭虑的战略设计。另一方面也在说明，化解安全困境，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更是亚太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声。它预示着无论目前区域内面临怎样的困惑与难题，也无论在未来的合作中出现怎样的障碍和冲击，亚太地区最终将步入“以互信求安全”、“ 以互利求合作”以及“以合作谋发展”的正确轨道。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也必将通过不断强化的区域合作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APEC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1] 《美国国防部东亚战略报告》，1995年3月。

[2] 刘文秀、陈绍锋：《浅析当今美国的冷战思维》， 载《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12期第9-13页。

[3] 《香格里拉对话会讨论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6/03/c_112104523.htm（上网时间：11月25日）

[4] 于迎丽：《东亚安全的困境与建构中国周边安全新思路》， 载《辽东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第14卷第 6期，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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