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文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不仅要有经济实力的健康快速发展,同样需要有文化实力的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国际话语权。他特别强调,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在不久前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是我们党在文化建设理论方面的创新,是守住民族之根,壮大民族之魂,认清自身文化优势,学习与借鉴外来文化益处,不断创新、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本的方法论与必由之路。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受到了先发国家的侵略、挤压,亡国绝种成为十分现实的问题,救亡图存成为最为急迫的任务。于是,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向先发国家学习。不仅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学习其制度文明,希望自己也能够拥有坚船利炮,不再受人欺压,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抗日战争等,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民心的发展道路,迎来了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在这一个半多来的世纪中,中国人民流血牺牲,筚路蓝缕,孜孜以求,终于从积贫积弱中出走,成为世界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与救亡图存相应的另一历史使命即是文明重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文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无可比拟的魅力,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中华文明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伴随着落后、挨打的历史境遇,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企图寻找不足,迎头赶上,睁开眼睛再一次向外来文明学习,特别是借鉴西方先发国家的文化、技术,以求在已有文明的基础上重建属于自己的文明。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过程。综观中国的历史,每当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汲取其他文明中与我有益的成分,推进既有文明创新发展的关键时刻。在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艰难探索,终于迎来民族复兴前夜的历史时刻,如何在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借鉴人类其他文明中于我有益的成分,重建我们新的文明,使能够解决现实中国发展进步问题的文化得以繁荣,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责任。如果我们对这一使命没有紧迫感,将失去历史的机遇。
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必须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巨大贡献,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中华文明一枝独秀、灿烂辉煌。首先,中华文明是人类各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形态。这是由其形成的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价值选择等决定的。广阔的幅员、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开放包容的品格,以及建立其上的生活方式等决定这种文明具有极强的创新能力、发展能力。在中国历史上,不乏王朝更迭、国土分裂、外族入侵等现象。但是,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文明形态总是在历经磨难后显示出新的发展态势,虽劫后而能重生。由于对这一文明形态,包括其中的价值观、生产方式、生活态度、社会关系等的认同,使这一文明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各文明形态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明。这种影响不仅及于周边地区所谓“儒家文化圈”,而且对欧美的发展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中国的文化,包括其典籍、价值观、生产方式、社会治理方式、科学技术等均为欧洲走出落后、愚昧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其中的人本主义之于欧洲中世纪的神本主义;重农思想之于欧洲的重商主义;现世追求之于欧洲的彼岸世界,以及宗教改革;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于欧洲四分五裂的封建庄园体制;科举选拔制度之于欧洲的贵族分封制度等等,均显示出非常重要的进步性、革命性。西方欧洲正是接受了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中与之有益的成分,才开启了民智,解放了思想,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中华文明中发达的科技文化成果对欧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耕作技术、纺织技术、开采技术、航海技术、印刷造纸技术、机械制造技术、园林建造技术等等,使欧洲的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可以说,没有中国的纺织技术传入欧洲,就没有纺织业的革命;没有中国开采技术传入欧洲,就难以保证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供应;没有印刷造纸技术的传入,就没有科学知识与文化的广泛传播,以及民众知识水平的提升;没有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的开通,就没有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贸易等等。这种种文明成果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推动了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欧洲新的快速发展时代。这种贡献不仅是对于欧洲的,也极大地转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做出的巨大的、难以忽略、无可替代的贡献,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心。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我们文化的根脉,坚定我们传承与弘扬中华文明的自觉性,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于今天改革发展的元素。
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必须清醒辨析优秀传统文化中与今有益的价值体系,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工业革命启动了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巨轮。从那时以来,科技发明、生产技术、贸易体系、以公司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等都展示出一种日新月异的状态。先发国家的生产规模、财富积累、文化发展等都出现了新的跨越。发达国家成为走在现实现代化进程前列的排头兵。但是,与此同时,许多智者也看出了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存在的巨大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时也是人文的、政治的、社会的。这就是对环境的过度破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社会的不平等加剧,普通人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财富向拥有巨额资本的少数人集中,社会治理被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党派绑架,民主蜕化为一种形式并逐渐演变成民粹,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被忽视等等。这种种问题的出现不仅使具体的国家发展面临危机,也对人类未来的走向提出了挑战。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发达国家已有的文明是难以完成的。人类必须寻找新的发展道路,而更多的人把目光转向了东方中国。
中国在经过了落后挨打的屈辱之后,不断探索、努力奋斗,特别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独立的国家形态,初步建立的工业体系,稳定的社会治理,诸多领域的创新与进步,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思想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市场活力的释放,我国在坚持正确发展方向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渐近式改革,使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人民群众财富增加最多的社会,对国际资本最具吸引力的市场,最具机遇与成功可能性的创业地,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事务成员等等。中国的改革发展,基于自身文化传统与现实状况,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海外贸易、殖民掠夺、剥夺国内人民完成原始积累、实现现代化的特色,被称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这是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种种挑战。这种挑战既有中国社会与文化在转型期遇到的问题,也有工业化进程中通常会出现的问题,更有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不适应而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可能造成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使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功亏一篑。
要解决好人类面临的这些问题,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提供了可能。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特别是从价值观方面寻求解决人类现实问题的钥匙,意义重大。中国传统文化有无限的生命力与超时空的智慧。其中许多核心的重要理念,对于今天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如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强调人与大自然的同一性,认为人本身即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应该遵循自然之道。人对自然的冒犯不仅造成对自然的损害,也将同时威胁、伤害人自身的发展,这与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索取,强调人的唯一性的天人对立的价值观有根本性的补益纠正。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善于吸纳其他文明中的有益元素,既不排斥外来文明,也不简单照搬别人的东西,而是在发展中实现有益的融合。譬如,具有希腊风格的犍陀罗艺术进入中国,逐步演化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艺术造形;佛教从西域传入,经过中国化之后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但它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后的马克思主义。这与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文明中排外、封闭、二元对立等有极大不同。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进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元文明的相互交融、激荡,然后形成新的文明。要解决目前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为人类发展进步探寻新的路径,也必然要从非西方的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寻找积极的动力。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是重视良政治理的文化,这与发达国家片面强调某种特定的“民主”,把手段当目的,把具体当普世,把多样当唯一的价值取向不同。衡量一个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不是看他采用了什么形式,而是看他治国理政的效果。与民生无补,与国强无益,这样的政府就是不合天理的,反之就是具有合理性的。此外,中华文化中的孝义忠信、和平和谐、勤俭节用、民本民生、厚德载物、集体主义等价值追求,对解决现实问题都有非常积极的针对性。因此,建立我们自己的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价值体系,从西方强势话语权中走出,使中国模式中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更具有生命力与影响力,不仅对中国自身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对人类走出资本控制的物质主义困境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要学习借鉴中华文明积极的方法论,以应对面临的挑战,办好自己的事情
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理论正确而方法不对,就不可能有理想的结果。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不仅形成了富有生命力的价值体系,而且也形成了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论体系,对我们正确处理矛盾,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启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及改革的进程中,对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方法论内涵进行了积极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使我国在积贫积弱中能够奋发图强,得以快速发展。今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努力汲取传统文化及其方法论的优秀遗产,以解决我们的面临问题,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实事求是既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华文化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方法论资源。班固在其《汉书》中首提“务得事实,每求真是”。就是说,不要被表面现象、片面现象、条条框框所蒙蔽,应该打破教条的思想禁锢,求得事物的本来面目,找到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我们党的领袖给实事求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格,结合中国的实际,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方法论的继承与发展对我们今天推进改革、应对挑战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是辩证法的故乡。唯物辩证是具有浓烈中国特色的、科学的、恒久的方法论。《易经》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关注事物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阴阳互生、福祸相依、否极泰来等思想,强调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看问题,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看问题,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作用中看问题,使中国文化有一种既能够注意到现象,又能够直达本质;既能够看到现在,又能够关照未来;既能够把握事物静止的现状,又能够预测到事物变化发展的可能,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为伟大的智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方法论,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辩证思维的元素,又结合实践对古典辩证法进行了提升改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道思想或称中庸之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方法论的典型代表,既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宗旨。一度时期,我们曾对中庸之道有种种误解,认为这是一种不讲原则的方法。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性、优越性往往体现在对中道的追求之中,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不是简单的方位概念,如“中心”、“中间”,也不是简单的度量概念,而是指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的“适宜”,或者说“度”。所谓“中道”是指在综合各种现实情况之后,取具体条件下“最适宜的”。换言之,找不到“中道”就难以处理好问题。以前苏联的改革为例,采用发达国家顾问的建议进行激进式改革,结果导致苏联解体,人为造成人类历史上一大悲剧,使国家综合实力大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急遽滑坡。这就是没有找到“中道”,没有把握好改革的“度”。而中国的改革则采取渐进的方式不断推进,既解放了生产力,又避免了社会的剧烈震荡,使国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就是考虑了历史、现实、未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各种因素,找到了能够实现改革目标“最适宜的”方法。目前,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需要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同样需要我们继续找到最适宜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有效办法。此外,如和而不同、整体思维、礼不往教、格物致知等中国文化中的方法论均为人类文明的瑰宝,对我们如何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启示。
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山西有着得天独厚的特殊优势,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改革发展上做出积极的贡献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根据地,是共和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使其具有了极为重要的代表性意义。在文化的继承、创新、发展中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优势。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山西具有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丰富资源。我们不仅在山西可以找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完整脉络,也可以从中找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从远古先祖的创世神话中表达的爱民、奉献、敬业、坚韧、创新等精神,到华夏大地高度发达的文明,以及有史以来历代仁人贤士所创造的辉煌文明,都可以表现出我们民族最具特色、最具创造力的品格。从这些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中,可以找到那些能够激发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创新、发展的精神力量与伟大智慧。山西也是中国探寻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地区。这里有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有最早的铁路建设、工业建设以及现代农业的建设成果等。也曾涌现出许多探寻中国复兴之路的中华英才,如中国现代教育的创办人、洋务运动的主要实践者、戊戌变法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代表人物,以及各领域具有突出贡献的实践者等等。在他们身上,既可以看到中国发展变革的历程,也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不断探索追求的精神。山西更是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红色根据地,有中国北方最早建立的红军队伍,是八路军总部及其三大主力师的所在地,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支点,是解放战争中我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出发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山西革命老区形成了彪炳史册、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其中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成为中国人民追求解放、独立、幸福的精神体现。山西还有丰富的人文治理文化资源,特别是以于成龙为代表的廉政文化资源。在山西广泛流传的远古神话中,就有炎帝神农氏尝百草为民献身、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事迹被历代人民称颂。于成龙、栗毓美、祁隽璪、姚天福等被誉为是天下廉吏第一等,成为历朝历代清廉政治的代表。新中国建立以来,山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努力建设共和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申纪兰精神、李双良精神、右玉精神等。这些文化资源对我们今天深化改革,推动转型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解决山西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优化政治生态,实现弊绝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从山西的历史文化、现实文化中寻找积极的精神资源,为解决现实问题,推动山西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山西《前进》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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