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白区工作群众观

1937年5月，刘少奇在《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信任我们。”刘少奇在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创造性地提出了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信任群众开展白区工作的群众观，巩固了工会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对于我们今天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在刀光剑影中尊重群众、维护群众利益、激发群众热情，联合汉冶萍工会点燃安源火种

1922年8月，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即投身于中国工人运动，先后参加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他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为领导党的白区地下斗争、推动早期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1922年7月，刘少奇回到湖南长沙，将中共“二大”文件转交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随后前往江西萍乡安源路矿协助李立三领导工人运动。他先后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窿外主任、主任、总主任，在历次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斗争中挺身而出，为工人群众争取了权利。刘少奇在安源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创办了安源矿区党校，大量培训工人骨干和青年学生积极分子，使安源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赢得了“小莫斯科”美誉。

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运动时注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通过召开党组织民主生活会统一思想认识、纯洁党员队伍。特别是他在党支部民主生活会上，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做法，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成立消费合作社。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为了筹集工会活动经费，为职工谋取福利，以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刘少奇提议成立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以发行内部股票的形式募集合作社基金，成为中国第一支红色股票。1923年8月，安源消费合作社已发展3家商店，经营管理人员达40多人，到1924年12月，合作社基金达28300余元，在刘少奇提议下，安源消费合作社印发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地方货币。

筹建工人俱乐部。1923年8月16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换届，李立三调中共中央工作，刘少奇当选为俱乐部总主任。为了使工人俱乐部有一个活动场所，刘少奇带头并发动工人捐款，主持修建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礼堂，以丰富工人群众的文化生活，增强工会凝聚力。

刘少奇在安源创造性地提出了工人俱乐部的机构设置和管理办法，采取十人组团为基本单位，从工班作业组十位工人中选举产生一名工人代表，再从百名工人中选举产生十名工人代表，再从千名工人中选举产生百名工人代表；自下而上组成百代表会议，再由百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总主任，窿外主任、窿内主任、路局主任各一人，形成了工会组织最早的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办事机构。

创办文化补习班。安源路矿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标志，当时有产业工人一万三千余人，但“不识字者占四分之一”。为了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刘少奇从1923年开始，在安源创办了7所工人夜校、5个工人读书室、1个工人图书馆。除了路矿工人以外，还吸收了700余名子弟入学，大大提高了工人及其家属、子弟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1924年8月，汉冶萍公司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源召开，刘少奇当选为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组成的汉冶萍工会委员长。

在腥风血雨里依靠群众，发挥工会作用、凝聚工人力量，指挥鄂、粤、沪开展工人运动

1925年春，刘少奇离开安源来到广州，着手进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5月1日至7日，由中华海员工会联合会、汉冶萍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发起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并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林伟民当选为委员长，刘少奇当选为副委员长。从此，刘少奇行走在珠江、长江、黄浦江的风口浪尖，先后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工人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崇高威望，逐步成为全国工运领袖。

领导五卅运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产业工人反帝大罢工，遭到了军警的暴力镇压，史称“五卅惨案”。受全国总工会委托，刘少奇于6月初赴上海筹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担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大罢工。在领导上海工人罢工斗争中，刘少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斗争策略。同李立三、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一起，深入工厂、码头、车站、租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及时指导工人的罢工斗争。为了粉碎敌人从内部瓦解工会的阴谋手段，刘少奇抓紧工人群众的思想教育，十分重视基层工会组织建设。随着斗争的发展，上海总工会虽然遭受帝国主义及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威胁，由于组织严密，反而使斗争力量日益增强，共有三十多万产业工人参加了罢工斗争。刘少奇依靠工人阶级骨干力量，以上海工商业联合会为组织形式，执行“民族的各阶级的联合战线”的斗争策略，掀起了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大革命高潮。邓中夏赞扬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

指挥省港罢工。1926年初，因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患病不能工作，由刘少奇代理全总委员长，负责在广州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一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持续了七八个月，有几百个单位、几十万人参加。针对罢工队伍内部出现的纪律涣散、各行其是、派系纷争的现象，刘少奇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推动各行各业工人大联合。他多次指出：工人阶级联合有四个政治步骤，一是精神的联合，二是物质的联合，三是行动的联合，四是组织的联合。革命的工作就是联合的工作，联合成功即革命成功。为了加强工人群众的团结和联合，刘少奇先后主持成立了广东省济难总会、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香港青年工人大会、省港女工大会，一再强调“赶快联合，紧密团结。”

收回武汉租界。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杀害我无辜同胞。当时，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汉口召开，主持大会的刘少奇和李立三得知消息后，立即动员全体与会代表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暴行，积极参与到反帝大同盟的斗争洪流中，并于当晚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提出了请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六项要求和实行抵制英货、封锁英租界五项办法，立刻得到了国民的回应。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长期积压在武汉人民心中的熊熊怒火。在刘少奇、李立三的领导下，湖北省总工会和各行业工会纷纷发表通电，揭露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号召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收回汉口英租界而斗争。１月５日，在刘少奇、李立三带领下，武汉全城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了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和示威大游行。工人纠察队率先冲进租界，迅速拆除阻拦游行队伍的沙包、电网组成的防御工事。随后，群众冲进英租界，包围了巡捕房和工部局办公楼，驱逐了租界内的巡捕。愤怒的群众登上了英国人办公楼顶，扯下英国国旗。租界内的英国官员和巡捕、水兵纷纷逃往长江边上的英国军舰躲避。在社会各界的支持配合下，中国人民一举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霸占60多年的汉口租界，这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白色恐怖下信任群众，发展党的组织、积蓄党的力量，领导黑、吉、辽坚持白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从公开到隐蔽，党的工作转入地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条战线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秘密工作，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刘少奇穿梭于白区斗争的明枪暗箭之中，为党的建设出生入死、除旧布新。

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中共顺直省委自1927年8月1日在天津成立起，就存在“极端民主化”“闹经济主义”等问题，致使顺直省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为了尽快扭转局面，1928年7月22日，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代行顺直省委职权，赴天津解决“顺直问题”。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刘少奇在缺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12月下旬，刘少奇和陈潭秋一起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党务问题决议案》，会上恢复了顺直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统一了党内认识，至此“顺直”问题得到基本解决。192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1928年冬至1929年春，刘少奇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他讲究策略、抓住时机开展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1929年春季的一天，上海老怡和纱厂突然以节约能源为借口，取消蒸饭制度，工人得知消息后非常气愤，以消极怠工表示反抗，怠工的风潮迅速扩大。刘少奇及时主持召开区委会议，认真研究如何把工人的自发斗争转变为党的领导,引导斗争向有利方向发展。刘少奇在区委会上的精辟论述，使大家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斗争的目的、策略、口号和方式。合法谈判在进行，罢工斗争在扩大，厂方在“两手”夹攻中，终于达成了协议，同意恢复蒸饭，而且在协议书上还写上一条厂方不能因工人怠工而借口开除工人。

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底，管辖黑、吉、辽、冀、蒙的中共第三、四届满洲省委机关相继遭到严重破坏，省委班子成员多数被捕，使大东北地区党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中央巡视员谢觉哉向中央建议：“满洲党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经过相当时日，不难有很好的成绩出来”。1929年6月4日，中央采纳了谢觉哉的意见，刘少奇临危受命，接替陈为人担任第五届满洲省委书记。7月14日刘少奇化名赵子琪，同妻子何宝珍一起来到奉天（今沈阳），三天后与中共满洲省委接上关系。为了尽快打开满洲工作新局面，刘少奇将恢复和整顿满洲各级党团组织作为首要任务，在重建后的省委班子中，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内部团结，健全规章制度，恢复党团组织生活；选拔优秀干部充实各级党组织。在刘少奇的艰辛努力下，满洲省委由原来“异常脆弱”变得逐步坚强起来，省委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大大提高，为党领导东北革命斗争提供了组织保证。1929年10月，刘少奇创办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刊《政治通讯》。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到1930年3月底，满洲省委配备了5名委员，下辖宣传、组织两个工作部门及职工、军事、少数民族三个专门委员会，使组织机构日臻完备。地方组织有哈尔滨特委及大连、抚顺等10个特支，共30个支部和206名党员。

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曾两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领导了中东路工人运动，使哈尔滨的革命活动和工人运动出现了高潮。同年3月底，刘少奇离开哈尔滨去上海，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3万余字的《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结报告》。

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35年12月19日，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少奇再一次临危受命，来到天津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当时，刘少奇以南开大学“周教授”的身份为掩护，成功领导了北方局和天津市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了党组织，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此写出了许多指导党在白区斗争的论著。刘少奇在这里重新组建了北方局（原北方局与河北省委是一套班子）。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长。刘少奇根据中央精神和北方各省的具体情况，批判和纠正了“左”倾路线错误，从理论上、政策上、工作方式上为北方局党组织指明了方向。

1936年5月28日，在刘少奇领导下，天津数千名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大游行，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淫威。到1936年底，北方局的党员由原来的几十人发展到四百多人，成为我党在华北地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为端正党的政治路线、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36年10月，刘少奇再次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对刘少奇在北方局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刘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1937年7月16日，为了加强对华北地区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央再次任命刘少奇为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在白区，先后使用过刘湘、刘祥、仲篪、王启、赵子琪、赵启等40多个化名。刘少奇坚持“防御为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指导恢复党在白区遭到严重破坏的组织活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和“白区工作一针见血的医生”。

（作者系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

（《新湘评论》2014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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