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飞云 信守一颗仰望的心

他对中国油画发展的贡献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正如陈丹青所说：“在当代艺术喧嚣岐异的近二十年，他沉潜自适循规蹈矩，追摹西洋先师的写实手法，画人体，画肖像，画风景”

在北京朝阳区高碑店，一个有着褐红色大门的院落，远离市区的喧嚣，低调而隐蔽。但在很多艺术家心目中，这却是一座神圣的艺术殿堂，它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记者在这里见到了杨飞云先生，他带着一副眼镜，儒雅亲切，气质如同他的作品一样，沉静、开阔而深邃。

作为中国写实主义油画的代表人物之一，杨飞云不断地将自己古典绘画的风格进行延伸，为中国油画注入深厚的东方积淀。而作为中国油画院的院长，他也为中国油画教育的未来倾注心血，践行着自己的理想。

“文艺座谈会是今后工作的有力支撑”

我们采访的话题从备受关注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开始。10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的这场座谈会被称为自72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国最重要的文艺盛会”。作为出席会议的72位文艺工作代表之一，杨飞云谈起这场座谈会时，仍感到非常激动和振奋。

杨飞云说，习主席讲到，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这种提法是全新的发展，为文艺确立了更深的传统根基。这也启发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与时俱进，但更要立足本根，和我们优秀的传统结合起来进行发展。

“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当今文化的现状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对于一些浮躁、混乱、庸俗的文化，沾染铜臭气，成为金钱奴隶的文化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讲到这一点时，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和在场的各位，都特别有共鸣。”

“还有很深的一点感受是，”杨飞云说：“在他的讲话中，人民性始终是一条主线。他讲到，文艺家是塑造灵魂的工程师，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坚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离开人民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我认为，他所指的人民性，是指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能够和人民产生共鸣，让人的灵魂经受洗礼，因而才能流传久远。”

杨飞云说，自己可以感受到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对文艺本身的规律和核心价值做了非常透彻、鲜明的阐述，很多话直指核心，对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今后工作的引领和有力支撑。“自己感到既振奋，也有很强的责任和使命感，我们画出来的画，能不能代表这个时代最好的东西，能不能留存下去、感染人？这都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

爱画熟悉的人

杨飞云的油画作品是以纯净的古典主义而享誉画坛的。细观他的油画，似乎每一幅都色彩庄重，格调高雅，气息唯美。他的笔触细腻圆润，从容自如，在看似平凡的日常人物场景中，表现出一种永恒的品质。人物的眼睛是他精心刻画的部位之一，它们通常大而明亮，流露出“充满希望和憧憬的目光”。尤其是女性，目光中透出的恬淡、温婉，令人印象深刻。

杨飞云喜欢画熟悉的亲人和朋友，从朝夕相处的人们身上，他捕捉到举手投足间细微的美感，这些普通人在他笔下变得光彩照人，饱满生动。他曾经说过，“假如一位色彩和形体都很好的异乡人和一位普通的朋友都愿做我的模特儿，那我一定画我的朋友，这样对心灵和情感有益，似乎也能表现得深刻而亲切。”

众所周知，杨飞云最著名的模特是夫人芃芃，从少年时期就被他用画笔描摹，成就一段艺术佳话。他很多广为流传并获大奖的作品，画的正是夫人。“她的形象很适合画出一种东方的美感，我又想创造一种东方美的典型性，所以就画她。当时也画了很多别的画，但是偏偏画她的画都获奖。”杨飞云笑着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增长，杨飞云创作的题材也愈加广泛。除了美丽纯净的少女，他笔下也开始出现男性、老人和风景画，也越来越透出浓重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意味，这也记录了他内心的成长轨迹。“可能年轻的时候画东西更加追求表现一种青春、美好，而现在有的时候喜欢画老人，画那个生活痕迹。通过他们体现深刻，体现一种对人生的特殊认识。在未来我可能会越来越回归到更加质朴，现实里面更加有深刻性的、亲切的东西，表现更多精神性和品格上的东西。”

艺术伴随成长

生长在内蒙古草原的杨飞云，从小就和艺术相伴。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教音乐、美术。父亲教学生画画时，杨飞云也总是跟在旁边，在课本和作业本上涂涂画画。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剪纸高手，每逢年节，母亲总是受邀为村子里的人家做窗花剪纸。父母的耳濡目染，让他从小就对艺术萌生出一种亲近与热情。

12岁那年为看毛主席像，他与小朋友骑自行车跑40多里山路到包头。当他第一次看到比人还大的彩色巨像，还有人登着梯子往上“刷漆”的时候，顿时着了迷……随后，他几乎把所有被画师扔掉的油彩管都捡回了家，挨个掰开，搜刮里面的剩颜料，然后学着画师的样子，自己画油画。

真正的绘画学习是在“文革”开始后，在艰苦环境中保留下来的几本珍贵的画册，影响了杨飞云的一生。“一本徐悲鸿的素描，一本达?芬奇的评传，还有一本伦勃朗的画集。”杨飞云至今仍然记忆深刻，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回忆起那本画册的样子。“很厚，亚麻布的封面，带着油墨的味道。由吴作人先生作序，由前苏联印刷的。”这本伦勃朗画集，杨飞云已记不清楚临摹过多少遍。

这些书在“文革”时期是十分珍贵的资料，让他在学画之初便接触到最好的示范，他因此了解了什么是文艺复兴，什么是古典油画。“可能那些书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到现在你要问我最喜欢的画家是谁，我还是会说达?芬奇、伦勃朗。”

那时，学校如火如荼地开展政治运动，很多宣传和美术方面的工作都交给擅长绘画的杨飞云做，画宣传画，写美术字……他的画作越来越多地受到鼓励。后来，他被指派负责包头铁路局的美术宣传工作，为专栏画刊头画，为样板戏画布景，还为演员化妆，担任小学美术老师。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1978年，22岁的杨飞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为第一画室的学生，得以接受正规、系统、科学的学院式美术训练。在这个令无数人神往的培育中国画家的摇篮，杨飞云打下了扎实的古典主义绘画基础。他深深痴迷于欧洲古典油画。那些经典作品，深深吸引着他不断地“向大师学习”。“我爱古典绘画，不仅是那种细腻、深邃、单纯高贵、严谨的样式，更让我佩服的是古典大师们那种视艺术事业为崇高神圣事业的精神和严肃认真制画的态度。”

1987年，杨飞云作品《北方姑娘》在“全国第一届油画展”上获优等奖。1989年，作品《唤起记忆的歌》获七届全国美展银奖……年轻的杨飞云开始在画坛初露锋芒。

坚守古典主义

杨飞云对中国油画发展的贡献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正如陈丹青所说：“在文化如此匮乏的时代，他矢志具有高度文化、被笼统称为‘古典主义’的画路，犹如皈依宗教，在当代艺术喧嚣岐异的近二十年，他沉潜自适循规蹈矩，追摹西洋先师的写实手法，画人体，画肖像，画风景。”

的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当代艺术舞台喧嚣热闹，各式各样的新流派粉墨登场，而作为油画渊源的古典主义艺术却日益被冷落，被一些人认为“过时”、“落伍”，“艺术价值不高”。

但杨飞云没有追赶时代的潮流，而是仍然坚持着画那些美得一尘不染的古典油画。2004年，杨飞云与艾轩、王沂东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写实画派”，当时共13人，后来陈逸飞加入其中。在接受陈逸飞的建议后，于2005年3月正式更名为“中国写实画派”。

“在成立之初，当时写实被认为已经是边缘艺术了，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动摇的念头。”

在杨飞云看来，写实绘画，其实“写实”并不是目的。正如一些伟大的写实作品，画的是神，是耶稣、维纳斯、大卫……表现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灵性与神性。所以，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境界和品格才是目的。

的确，正如评论家所说：“杨飞云所追求的是古典精神笼罩下的写实。因此，在写实的背后，或贯穿于写实的还有另外一层精神的品质，那就是美的理想，这种美的理想在他的笔下转换为一种抽象的意蕴，所以他的画，又具有丰富的抽象特性。”

对于一些所谓的新流派对传统大放厥词的做法，在杨云飞看来其实很无聊。“艺术在于水平的高度，而不在于新旧样式上的变来变去，样式可以无穷的丰富，但如果没水平的话，那个丰富有什么用呢？”

打造油画界的“书院”

熟悉他的人知道，杨飞云的日程表上，主要内容永远只有三项：教学、读书和创作。杨飞云从美院毕业就一直在从事教育。2007年，中国油画院成立，杨飞云被推举为院长。回想起这7年，让杨飞云感觉“好像做梦一样”，时时痛并快乐着。

对于中国油画院，杨飞云用了一个比喻，就像油画的“生态大棚”，油画艺术在这个地方可以茁壮生长、少受干扰。他说，自己特别欣赏中国历史上的书院。“一些学者自行筹款建学舍，把各地的学者聚集起来讲学，做学问，同时自己种地，自给自足。我一直觉得那是个理想国，所以在做油画院的时候也老是想到书院。当然，从性质上来讲，书院是‘民办官住’，油画院是‘官办民住’，两者没有太大可比性，但这是我个人的情感上的一种向往。”

杨飞云说，中国油画院是一个学术平台，让优秀的有前途的青年艺术家能在这个平台上发挥他们的作用，做好这个服务是自己的理想。“我们做展览，做研讨，做教学，做出版，是为了提高，一是我们自身在油画艺术的学术水平上提高，然后通过各种活动，发挥一种影响跟引导，达到对社会审美水平的提高。”

近年来，杨飞云组织了很多学术展览和研讨会，并组织院内的艺术家、学员到全国各地写生，到国外观看、临摹大师原作。除此之外，中国油画院每年还会在全国举行多次写生活动，他一年至少带队两次。杨飞云一直强调，写生是一个油画家必须经常持守的本分，是亲近自然、锻炼画艺的最佳方式。

在总结自己的绘画经历时，杨飞云曾经这样写道：“有一颗仰望的心，才能有一个高的起点。我渴望以自己一颗仰望的心、切切的心，去礼赞存在于万物生命中的美质。”

对话杨飞云：

《中华儿女》：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备受关注，您能讲讲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吗？

杨飞云：我是10月13号接到通知的，当时正在德国。第二天回到北京后，赶往京西宾馆报到。之后我们得知，这场座谈会是由习主席倡议发起的，筹备了有多半年的时间。会议开门见山，没有任何介绍，开始就由习主席亲自主持，安排得也很紧凑，有7位代表发言，之后习主席发表了两个小时的讲话。他中间多次脱稿，结合他自己的人生阅历，接触文艺的经历，跟大家互动，现场的讲话非常精彩，气氛也很热烈。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12点40了，他和在场的每位代表一一握手，表达问候。

《中华儿女》：这场座谈会，具体到您中国油画院的工作，对您有什么样的启发？

杨飞云：我认为前一段时间社会在文艺上更突出了它的产业化和娱乐、消费的功能，忽略了它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功能。所以习主席这次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了文化艺术的精神价值和它塑造人、改变人、升华人的积极价值。“失去精神追求的民族会魂无定所，行无依规”，说的很到位。

我们艺术研究院，研究艺术的规律、技法等等，这都是表达上的部分，那么表达什么呢？我们始终应当清醒：不管艺术表现的工具与技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核心价值是不会变的，向上追求真理的大情怀、正能量是不会变的。我们应该高扬真、善、美的核心价值观，去创造代表这个时代并具有先进精神的健康艺术。所以，习主席的讲话对我们艺术研究院、油画院所做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支撑。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以具体的措施落实、行出来，而不单单是“口号式”的传达。

《中华儿女》：您最初为什么选择了写实油画这条路？

杨飞云：写实油画是我们那个时候能接触到的最新的东西。过去的中国绘画，没有像油画那么写实，虽然宋以前有一些具象的画法比如工笔，但油画对中国文化来说是全新的。油画经过西方人几百年的发展，有非常强的表现力。而且写实比起抽象，应该说更能直接勾起人的共鸣。所以，对我来说写实油画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兴趣里面自然生成的。第二就是它有用，当时由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画宣传画以及工农兵的创作等等，它的实用性强。我个人正好处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我如果是出生在一百年以前，我可能就画山水画，但是我出生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需要也好，整个社会倡导也好，写实油画是当时的文化格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中华儿女》：油画是起源于西方的一种艺术形式，但您的很多人物作品中都表现了东方女性的美，在这方面您是怎么去尝试的？

杨飞云：油画只是一种表现工具，就好像电影、戏剧、话剧、摄影都是一种表现工具。这个工具是600多年前西方人发明的，在西方文化的历史上积累了几百年，所以创造出西方文明的一种格局和特点。中国人学的时候，就觉得那是西方人的。其实油画最早在弗兰芒出现,后来在意大利，再之后在西班牙，19世纪才在法国。每一个民族把这个画法拿过来，都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特点。意大利和德国，19世纪和17世纪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拿到油画的那一天，从徐悲鸿、李叔同等画家拿过来画油画，一看就是中国人的作品，因为他们的情感、思想、审美、特点、个性不一样。所以大家说，你学的是西方的古典绘画，如何表现东方的美感？就算你让我画西方的美感，我也画不出来。就像有些西方画家画中国人，都画的不很东方，一看就是外国人画的东方人，这是在骨髓里的，而不是样式上的一种东西。

《中华儿女》：现在很多画家也在技法上和材料上尝试油画跟国画的结合，做了很多尝试，对此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您怎么看这样的尝试？

杨飞云：打通也是一种拓展，就相当于木种嫁接一样，苹果和梨树嫁接叫苹果梨。但这只是嫁接出来的一个物种，真正的物种不能丢失。我们说画一种油画和版画的嫁接，叫油版画，但是它取代不了油画和版画，是吧？不能有了苹果梨就不要梨和苹果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另外一些画家想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一种新的可能，但这种新可能不是方式、样式上能够解决的。比如说中国画的样式是由中国画的材料发展出来的。软笔、宣纸和发散的墨水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绘画的效果，有好多人用油画来画这种效果，就好象用钢琴去演奏一个马头琴，看看能不能模仿出来，能有那个感觉，但这不是它的长处。人为创造一种怪异的东西，我觉得不是大路，但是也不好说，也许会出来一种更有力量的东西。这东西不用反对，只是说他的水平如果不够的话也没用，他的艺术水平必须够才行。

《中华儿女》：所以在您看来油画这种技法是中立的，它并不代表西方，在您这儿并不存在东西方之间的界限和孰优孰劣的争辩？

杨飞云：不会，因为油画真的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东方文化是什么？是在这个地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个性、气质，然后他们创造的一种对自然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对未来发展的追求，一点一点形成的文化特点。而它又不是一滩死水，是靠着一种交流，靠着和其他文化的碰撞慢慢形成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独立于世界之外。这时候如果还说油画是别人的，电影是别人的，是不是太狭隘了？正如我们经常谈论：基督教是西方的，佛教是东方的。其实佛教是你的吗？佛教是从尼泊尔、印度，从西藏、东南亚传过来的。所以人类文化有一个早期的形成和后来的变迁，关键是你坚守的东西是什么？是民族的气质，民族的审美特点，你这个民族在历史长河当中积累起来的主体的精华，这几个东西构成你的一个“本”。然后你可以学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那叫“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好的东西都该拿过来吸收。但是你要是变质了，说我要变成欧洲人，这个就麻烦了。现在的很多问题是出现在，搞现代的人反而跟人家学得太彻底了。油画艺术已经一百多年，在中国已经很自然了，已经扎根了。而且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有这么多人在画油画，也没有一个人群能像中国人，现在在油画上有这么多种类都在同时尝试，从现代的到古典的，从最现实的到最抽象的。

《中华儿女》：那么对我们的本土文化并不需要过多地去保护？

杨飞云：如果把一个成熟的人放到纽约几年，再放到非洲几年，难道就变了吗？你吸收了那儿的东西，回来以后比没出去过的中国人多了两个东西，但你还是中国人。所以我们现在令世界上很多人吃惊的就是，他们没有我们的文化，我们却有他们的文化。他们不可能拥有我们的古代文化，我们却拥有他们的现代文化，而我们的古代文化在我们的血脉里面。中国油画，我是觉得未来应该创造出更好的东西。

《中华儿女》：您的作品也经历了两种风格，从前期非常细腻的写实到后来相对写意性的风格，您现在更偏爱哪种？

杨飞云：绘画对我来说可能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画的严谨，细腻一些，古典一点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比较书写一些，实际上有点像工意和写意这样一个过程。越到后来，我画的越来越写意。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认识、理解力都会慢慢的有变化。所以越到老了，可能画画越重视理念。还有一点是，抒发比描写可能更重要。描述一个东西它是基本原理，但真正到了最后，是要抒发自己的情怀，抒发自己的感动。

《中华儿女》：中国油画院成立之初您就担任院长，从画家到院长的身份转变，是什么心情？

杨飞云：中国油画院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的创作性的二级单位，我当时在艺术研究院画油画，年龄也最大，可能画的也相对时间更长，所以让我出任院长。我开始觉得不敢做，因为一直是个画家，当院长没有经验。做了院长以后压力特别大，有一句话叫责无旁贷啊，这个理解就特别深。因为说到中国油画院，“中国”两个字就摆在你面前。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做了六年多，有时候想一想就像做梦一样，完全是赶鸭子上架。

《中华儿女》：那您会担心事务性工作影响您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进一步深入吗？

杨飞云：画家并不是一个闲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画家的职业是和你的阅历有很大联系的。当然一些事务性工作肯定是用去很多时间，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个艺术家的阅历，其实是他最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做这个院长，整体付出很多，但恰恰改变了很多，我原来比如思维狭窄、浅薄，考虑问题单一等等，现在才能够有今天的才华，这是我当院长这么多年的一种视野上的变化。现在很多时候考虑的是中国油画，而不是我个人的一张画该怎么做，这样你反过来再自己定位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成就一个艺术家的是他的心灵，是大量的阅历，过去叫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没见过世面的人，没行过万里路的人，他的视野就会狭隘。所以其实这个院长给了我很多的锻炼，当然也带来很大的磨炼，磨炼当中肯定有痛。

《中华儿女》：您现在还在教学，还在带学生，您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杨飞云：我们这个教学就是：把一些有品质、有才华的优秀的绘画人才吸引过来，教会他们绘画的一些根本规律，这是每一个画家都必须掌握的东西。再一个就是让一个带有独立天性的艺术家或者学生通过一种因材施教，看他是什么苗子，根据他的天分引导他去走一条适合他发展的路子。所以在教学上，存在一个发现学生的过程。最终我觉得教育就是，教出一些有艺术才能的画家，最后成为艺术家，有审美理想，有品格，有精神追求或者说人格追求的艺术家，这理想太高了，但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不从这点出发，实际上教育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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