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党乡，福建省寿宁县最边远的山乡之一，1988年才建乡，曾经是“五无乡镇”（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
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带领地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头戴草帽，肩搭毛巾，顶着炎炎烈日，在崎岖山路上跋涉2个多小时，深入到乡政府所在地下党村。
乡党委、政府临时在鸾峰桥边的王氏祠堂里办公，条件极其简陋，大家就围坐在小板凳上开会。吃饭、午休就安排在鸾峰桥上，午饭后，稍作休息，习近平又进村入户、访贫问苦。
回程仍要步行10多公里，路险坡陡，且荆棘杂草丛生，习近平一行拿着柴刀将挡在路面的荆棘、苇秆劈除。直到晚上8点左右，他们才回到寿宁城关。
参加调研的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2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回到县城招待所后，许多干部才发现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习近平同志后来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来形容此次下党之行。1989年7月26日、1996年8月7日，他又两次来到下党，协调解决当地的建设发展难题。
无论是在厦门、宁德，还是后来主政省会福州、担任省领导，百姓的安危冷暖，习近平始终记挂在心，访贫问苦成了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进下党乡”，只是习近平心怀百姓的一个缩影。
担任厦门市副市长期间，习近平曾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他提出，分管农业，首先就是要上高山，下海岛。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时任同安县长郭安民记得，有一次他陪同习近平下乡调研，村支书请他们喝茶。由于长期泡工夫茶，茶杯上面有茶碱，看起来有点脏，习近平端起来就喝。“过去领导下乡一般自带保温杯，一坐下来，秘书就把杯子拿来。习近平同志这一喝，和基层群众的距离一下子近了。”郭安民感叹。
习近平强调：“下基层要少搞‘锦上添花’，多搞‘雪中送炭’，不要‘一窝蜂’似地涌到工作基础好的‘热门’地方去凑热闹，而要多跑‘冷门’，到问题多、困难大、条件苦的地方和群众中去送温暖、办实事。”
在他看来，看了困难多、问题多的地方，才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也有利于党委政府正确决策。
习近平也在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机制，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凝聚合力推动发展。
主政宁德后，习近平提出并倡导实施“四下基层”工作制度：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全力推动闽东地区摆脱贫困。
当时的宁德，全区9个县有6个是贫困县，被确定为全国十八个连片贫困区之一。到任不到3个月时间，习近平就走遍了9个县，后来又跑了绝大部分乡镇。
1990年4月，习近平调任福州市委书记。5月4日，他和宁德地委继任书记陈增光冒雨下基层交接。他们选择的是习近平的扶贫挂钩县福安和全区最边远最贫困的寿宁县。两天时间里，轻装简行，清茶一杯，便饭一餐，不搞迎来送往请客送礼，两位书记讨论最多的还是如何巩固脱贫成果。交接工作进行得既顺利又诚挚。
到福州工作后，习近平大力倡导开展了“四个万家”（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交朋友，为群众送温暖、办实事，努力做到廉政、勤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如今，“四下基层”制度在福建传承、发扬，正在成为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保证，畅通民意诉求的便捷通道，服务基层群众的有力抓手，干部成长的重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