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凤至今忘不了与丈夫汤庆福的最后的别离。
2013年6月19日，天气很闷热。由于客厅里没有空调，胡小凤刚刚将电风扇从储藏室里搬出来组装好，就接到了丈夫的电话。“中午不能回来吃饭了。”电话那头，汤庆福说，“今天很忙，感觉很累。下午有个会，还有些材料要准备。”
汤庆福的同事、上海进出口商会副会长丁士英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汤庆福全都扑在工作上：上午汇报上海外贸企业出口精品展销会情况，下午和贸发处讨论问题。下午4点多，他打算把次日在全国部分外贸商协会交流会上的发言稿再修改一遍。就在此时，丁士英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药，服了几粒下去。
“我并不知道他吃的是保心丸。”丁士英说。
当晚8点左右，汤庆福起身告辞。20分钟后，他赶到医院，探望病重的岳母。守候在医院的胡小凤见丈夫面容疲倦，得知他次日一早要开会发言，便劝他早些回去休息。
到家后，胡小凤还记得自己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明天早上你坐车去开会时，能不能顺便捎我去医院？”
汤庆福还是那句：“你辛苦一下，坐地铁去吧。”这回答其实早在妻子预料之中。多年来，公车不私用，已经是这个家的铁规矩。为汤庆福开车10年的司机，直到在他的追悼会上，才看到汤庆福的儿子长什么模样。
就在这天晚上，忙碌了十几个小时的汤庆福睡下去之后，突发心脏病，再也没有醒来。
“在我们大家眼中，你是申城先锋，为师为范，却又如此亲近，是个活出本色的大哥！——没错！一个官员应有的本色，你用66年有限的生命长度，完美演绎。”时隔一年多，在原市外经贸委、上海进出口商会和他共同战斗过的老同事、老部下以及每个熟悉他、了解他的老朋友，仍在用各种方式追思他、纪念他。
在上海外经贸主管部门工作30年，曾任上海市外经贸委副主任、上海市口岸办副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副理事长，汤庆福被称为上海外经贸系统的“思想家”。他是上海外贸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参与制定了上海外贸创新转型的一系列思路、方案以及中国入世后上海的行动方案和应对措施，是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重大课题的研究牵头人之一。
这位“笔杆子”也是公认的“实干家”。上海外资企业协会会长刘锦屏回忆说，20世纪90年代，是上海外贸发展改革最快的时候，“许多工作都是开拓性的，很多重大构想提出后，都是在汤庆福手中‘磨’出来的”。他热情服务上海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社会组织建设创新，他积极推动、参与创办的1999年上海工博会和2002年的上海跨国采购大会，如今都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工业博览会、跨国采购交易会。
“能文能武，敢干敢做。”上海市商务委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俞建明感慨，“他的身上挑不出一点毛病。”
担任上海市外经贸委副主任时，汤庆福分管进出口配额、展览和服务贸易。当时，这些都是众多外经贸企业眼里“炙手可热”的权力。他非但没让家人“沾光”，家人还要十分留神，唯恐跟他的工作“沾边”。妻子下岗了，不愿赋闲在家，汤庆福却“丑话说在前头”，“找工作，你自己想办法，但有个前提，别在我任职的系统找”。同时，他又帮着买回一大堆财务专业书籍，叮嘱妻子多“充电”。在他的鼓励下，胡小凤获得了助理会计师职称，在一家跟外经贸“八竿子打不着”的小型民企找到了职位。他的司机好当，说从未见过这样的副局级干部，几乎每个周末都加班，每次都是自己挤公交，他想的是“司机也有家”。
胡小凤记得，1981年，在一封洋洋洒洒10页纸的信中，汤庆福就跟当年尚是女友的她交了心：“我对金钱没有好感……必须把金钱置于末等地位，绝不允许金钱出现在自己的奋斗目标上。”
汤庆福常说：“我虽然不能控制自己生命的长度，但是我更在乎生命的宽度。”他的一生写满了执着、无私和热爱，当得起人们发自内心的一个“好”字。
（记者 颜维琦 曹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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