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聚成 岑其
在中国画的发展和创新中,如何在借鉴西方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保持传统,并以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来展现东方之美,一批国画大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20世纪中国文化面临巨大转变之际,潘天寿着力强化民族绘画特点,身体力行,把一生的心血奉献给中国画的复兴与重建之中。
潘天寿(1897—1971),现代画家、教育家。浙江宁海人。早年名天授,字大颐,自署阿寿、雷婆头峰寿者、心阿兰若主持、寿者等。
潘天寿出身贫苦,幼年丧父。自小开始,他就在农村学做农活,下田耕种,车水砍柴都很精通。18岁那年,潘天寿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并得经子渊、李叔同指导,从此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后来,潘天寿到上海供职于刘海粟任院长的美专。在上海,潘天寿结识了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等著名画家。吴昌硕非常赏识潘天寿,对其厚爱有加,格外关照,潘天寿也有机会观赏吴氏画作,耳濡目染,画艺大进。对潘天寿在艺术上的进步,吴昌硕大加赞赏,说:“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
潘天寿还精心研究中国绘画史,于1925年写成了《中国绘画史》一书,成为中国绘画史方面的经典之作。在研究历史的同时,潘天寿更加注重对中国绘画传统的汲取。1932年,他与诸闻韵、吴茀之、张振铎、张书旂等组织“白社”国画研究会,主张以“扬州八怪”的革新精神从事中国画创作。“白社”时期,潘天寿仍出入于石涛、八大等人的风格之间,不过在笔墨构图中已显露出不同以往的气象。新中国成立之后,潘天寿曾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职,在继续从事绘画创作的同时,为培养绘画艺术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
潘天寿的绘画创作,经过十年杭州授课和八年抗战磨砺,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已自成一家,呈现了独处的个性。潘天寿一生的力作,多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也是他创作的巅峰时期。“天惊地怪见落笔”,这是吴昌硕对潘天寿绘画天资气魄的惊叹而发。潘天寿素以笔力霸悍、构图精绝驰誉,精于写意和山水,尤擅画鹰、八哥等,指墨画别具一格,成就突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传承者,潘天寿的作品也让人感受到中国画的魅力,画面效果多纵横睥睨,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中强骨静气、至大至刚的阳刚之美。潘天寿绘画作品以大笔粗线为主,是“大写意”,他的风格和创造性可用他自己的印语来概括:“强其骨”、“一味霸悍”。“强其骨”就是以力胜。骨力、骨气是中国书画阳刚美的审美标准。纵观潘天寿的作品,其用笔既果断而强悍,又静练而有控制,具有雄健、刚直、凝练、老辣、生涩的特点。潘天寿深入体会和吸收了古人的笔墨精华,并溶入了强烈个性,强调“用墨难于枯、焦、润、湿之变,须枯焦而能华滋,润湿而不漫漶,即得用墨之要诀。”在气势和力量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笔墨传统。
潘天寿作画擅用大笔粗线,笔线有时宽达两寸,并且落笔很重,气雄力坚,但雄健不是蛮横粗野,其中区别,就在于运笔过程中对提、按、使、转等等变化的把握与控制,尤其是他山水画中的用笔,除了鲜明强烈以外,给人的另一个突出感觉,是果断。潘天寿用笔以方直为主,转折处往往成方形转角,弧线较少,呈现阳刚之美。在画面上可以看出,潘天寿在作画时毫不犹豫,下笔速度很快,以中锋为主,提按顿挫,富于弹性,老辣苍劲,一气呵成,黄宾虹称之为:“扬之高华,按之沉实”。
“强其骨”的另一特色是造型和构图上的雄阔险峻,多方正大折落。潘天寿画山,极少叠嶂重恋或平远杳杳,而是常常运用一边、一角、一树、一石等裁截式构图和特定式形象,截取近景,结构一隅,以出奇制胜的视角,强调对比差。潘天寿画雨后山水,一再题款:“雨后千山铁铸成”,这是终生追求的意境,即立足于稳、静及恒久,着意于铸型,不画千岩万壑,不画高山大岭,而以倚松傍花的小景为对象,但画面效果却神奇壮美,雄伟静穆。
在浙江美院教学之际,潘天寿认为,山水、花鸟画在题材内容上寻找突破口,从古人那里学技法还不够,要直接面向生活,直接从自然中写生。他和同事们去了浙东名胜雁荡山,那奇特的山势激发了他的创作欲。回杭后,他一气呵成,创作了《灵岩涧一角》、《梅雨初晴》、《小龙湫一角》等作品。潘天寿用山水花卉结合的方式创作的《灵岩涧一角》,既不同于鸟瞰式的远景山水,又不同于传统的折枝花卉,让人耳目一新。这幅画成为他艺术道路上的里程碑,使他的艺术又跃上新的高峰。
潘天寿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师,对书法功夫很深,经常临读碑帖,兼长各体。同时,他的指画也别具一格,成就极为突出。这类作品,数量大,气魄大,如指墨花卉《晴霞》、《朱荷》、《新放》等,画的均为“映日荷花”,以泼墨指染,以掌抹作荷叶,以指尖勾线,生动之气韵,非笔力所能达。潘天寿作画时,每画一笔,都要精心推敲,一丝不苟。他在“有常必有变”的思想指导下,取诸家之长,成自家之体,他的画材为平凡题材,但经他入手的画,却能产出不平凡的艺术能力感染。
潘天寿以一生的心血去关注国运,体恤民生,锲而不舍地探求中国画的复兴道路,并对中国画全盘西化的“投降主义”保持着非常清醒的警觉性。他主张从中国画的内部去发现问题,而不应从外在因素来寻找妄自菲薄的借口。潘天寿认为中国画西化的道路是危险的,最后的结局是取消了中国画的民族性,取消了文化个性,以至于“自觉”地消解了自身的传统,注销了中国画的“户籍”。
潘天寿是一位传统的文人,更是一位国学修养极高的艺术家。他骨子里天生就有对中国的传统的诗文书画的喜好,血液里流淌着传统文人的精神因子。因此,在社会剧变,思想激荡的时代,他只坚守他所认同的传统书画的精神领地。潘天寿是中国画传统的守望者,他那沉雄博大的创作风格,奇崛伟岸的国画作品,无可争辩地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丰富的著述,诸如“高峰意识”、“不能做‘笨子孙’,也不能做‘洋奴隶’”、“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中国画要以特长取胜”、民族艺术“要扬长避短”等等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以后的中国画走向。
潘天寿曾说过:“我这一辈子是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业。”可见他对自己的定位和对美术教育事业的看重。1928年,潘天寿被聘为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的中国画主任教授,自此一生都未曾离开这所学院,把人生中的半个世纪都奉献给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作为20世纪中国画的教育大师,潘天寿毕生致力于中国画独立教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他提出中国画分科教学,首创书法篆刻专业,设置传统诗词等课程,他的教学思想和主张,深刻影响到中国画现代教育的发展进程。
潘天寿一生奋力笔耕于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领域,但存世作品数量不过千余幅,传世代表作如《露气》、《雨后千山铁铸成》、《记写雁荡山花》等藏于中国美术馆。潘天寿进入拍场的作品量很少,但很受收藏者追捧。据统计,潘天寿百万元以上书画拍品数量,占到其书画拍品总量近五分之一以上。潘天寿绘画赋色斑斓、气势淋漓的特点,在拍场颇能吸引买家及观者的眼球。《鹰石山花之图》大约创作于1960年,是潘天寿晚年艺术鼎盛期的杰作:一块占画面4/5面积的巨石是典型的“潘公石”,纯用简括刚劲的书法笔线勾勒,而不作传统的皴擦之法,老辣有力,笔笔交代得清清爽爽,烂漫的山花和有节奏的苔点极有章法。这幅作品在2005年中国嘉德的春季拍卖会上,以1171.5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下了潘天寿作品的最高纪录。
潘天寿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继承和革新,以沉雄阔大、刚健苍古的风格语言,为中国画的现代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的贡献,在当今更显突出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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