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不太“典型”的典型人物事迹介绍会。主角很是低调，在领导“点名”之前，没说过一句话。好不容易等到他开口，没有半句寒暄，吐出的都是专业术语和串串数据。
他，就是朱洪，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上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副所长，“朱洪交通政策研究创新工作室”带头人。这个工作室，去年牵头制定了2013版的上海交通发展白皮书，为未来十年上海的交通发展定调；今年，又投入了第五次上海市综合交通调查，为下一轮交通规划积累数据和经验。
交通所所长薛美根评价朱洪：理论扎实，一专多能，规划专家。
“交通规划特别需要数据真实”
朱洪身材高大，讲起话来却很柔和；脸部表情沉稳，偶尔会露出略显羞涩的笑容。电梯来了，他会第一个进去，站在门梯边，按住开门键——一派“温润如玉”的知识分子形象。
第五次上海市综合交通调查情况汇报会上，研究人员汇报：“有一位调查员在回来的路上，装调查问卷的包被偷，那天调查的部分数据没了。”“是吗？数据量有多少？这需要特别关注下，看看什么时候能去补上。”语调虽不紧不慢，却难掩若有所失，“唉，补上也终归跟其它数据不是同一天，尽量选择条件相同的日子做些补充调查吧。”
听朱洪讲交通规划，感觉就是“数据多”。“交通规划建立在对城市真实情况的了解之上，特别需要数据真实。”朱洪说，“在数据真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引进国外的先进理念。”
上海正在进行的第五次综合交通调查中，朱洪力主引入信息技术支持调查，使交通调查升级到了“大数据”时代。入户调查中，调查员可以用PDA终端直接录入电子数据，这让交通调查的样本量达到了空前多的7.5万户。“我们的交通信息平台蕴藏了丰富的数据资源，用大数据来做交通研究、交通规划，能更加准确有效。”
“城市交通规划事关未来城市发展。以往，我国的城市交通规划多是以定性研究为主，这些年来，上海逐步开创了‘定性+定量’的研究新模式。”薛美根说，这其中，朱洪功不可没。
可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其中的艰辛。世博会184天，为了第一手的数据，朱洪和他的团队天天泡在世博园里。入园、出园、人流高峰、交通方式，必须准确到每个小时。现在，这套数据成了迪士尼乐园和国家会展中心客流测算及日后运营的最好参考。
“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数据”
“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数据。”这句话，也是朱洪说的。他解释，“有时候数据也会迷惑人，只有经过专业的分析检验，才能确保对数据的准确使用。”正因为重视数据，才会更加重视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准确性，以及数据运用的合理性、有效性。在这一点上，这位谦谦君子从不让步。
负责入户调查的研究人员汇报：“从这次调查来看，有的社区居民出行日记里，上下班之外的出行情况比较少。”朱洪略蹙眉，随即答道：“这跟我们调查小区人口的结构有关，有可能这个社区以老年居民为主。因此调查数据不能简单地直接使用，你们一定要做数据修正，要跟区域数据母体比对，要做去伪检验。”
有人问，既然已经是大数据，交通调查，何不让居民自行在网上填写问卷？有必要再搞一次大调查吗？朱洪回答：数据只能反映一种现状、一种状况，未必能掌握人们的出行规律和主观意愿； 唯有在城市中心区、郊区新城、城郊粘连区等科学取样、精准定位、入户调查，才有可能获取最全面、最准确的信息。
“朱所长是个特别执着的人，认准的事情，不会轻易放弃。”常年跟着朱洪工作的交通所业务骨干邵丹说。当年做2002版《上海城市交通白皮书》时，为了与外籍专家分辨“上海大力发展两轮助动车是否有必要”，朱洪一步不让，最后，外籍专家在充分的理据面前接受了中方观点。
公共交通一定是环保的吗？这些年，朱洪又较上了这个真。“轨道交通的客运量的能耗效率与其运输效率直接相关。如果轨道交通的乘客数量不足，那么单位能耗是巨大的。”近年来，上海在轨交设施、电动公交车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对于这项投入的收效情况，一直在严密跟踪中。历经几年研究，朱洪提出，对交通行业能耗指标的考核，仅有单位GDP能耗并不妥当，更要看出行总量、交通结构、运输效率等多个指标。
“交通规划牵涉的是整座城市”
从大学交通工程专业毕业后，朱洪进了交通研究所，一干就是19年。
做一名城市交通规划师，朱洪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就曾在公交车上做过流量观测员，“很有可能就是1986年的上海第一次综合交通调查。”朱洪笑言，“可能我与交通规划的缘份，从那时起就注定了。”
“我觉得，喜欢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好。”这份喜欢，有点成痴。朱洪家住在浦东金杨，单位在铜仁路。有时候开私家车上班，有时候坐地铁上班。十多站路，他从来不闲着。“一路坐我就一路想，我们的轨道交通如何才能比小汽车更有优势呢？”
在朱洪看来，交通规划并非纯技术的工作，而是始终与社会、民生结合，牵涉的是整座城市。“它其实是个交叉学科，除了交通本身，还有经济学、社会学的知识，有些工程上最好的方案，社会未必能接受。”
交通规划研究成果作为相关部门决策时的参考依据，有些建议未必会被采纳。但即使如此，朱洪也一定会“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对他来说，这是职业素养，更是回报这座城市的最好行动。
“有些研究短期内不一定会有明确结果，他也一定要按照最专业的标准来做好。”这是年轻人对他的评价。对这一点，朱洪说得朴实：“虽然有时做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太多支持，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希望能为这座城市多留下些东西。”（记者 赵翰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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