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在山西的足迹

邓小平同志奋斗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大地的山山水水，其中曾多次踏上山西这方热土，在领导革命、指导建设中殚精竭虑，在山西人民心中树起了不朽的丰碑。

东征：播洒火种遍三晋

邓小平第一次来山西，是在1936年2月红军东征期间。他和杨尚昆率领的地方工作队从晋西一直挺进到晋南一带，利用多种宣传鼓动形式，动员大批青年参加到红军中，在实现“扩红”目标的同时，把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和抗日主张广泛传播到山西民众当中。

邓小平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为了卓有成效地搞好工作，他十分注意宣传队的管理指导，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通过运用多种方式和各种载体，并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使宣传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他经常教育部下说：“我们宣传部的作用，行军打仗时，要保证部队吃饱走好，保证不要生病，保证战士不要掉队，保证不要减少战斗员。我们主要是进行宣传，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宣传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理想，宣传北上抗日的思想。”“宣传部和政治部其他的干部，还要经常去师、团传达重要精神，研究工作。此外，还要教育干部战士，讲形势，讲英雄事迹”。他强调指出：“宣传队不只是做宣传工作，还是准备干部、培养干部的地方”。据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宣传队队长梁必业回忆，邓小平总是说：“宣传队是培养干部最好的地方”。

1936年3月，红军到达洪洞县的第二天，赵城镇双昌村的樊文烈来到部队，找到军团司令部教育参谋王秉璋要求参加红军。王秉璋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根据此人有些文化、曾在国民党军当过宣传员的情况，同意收留。可是，宣传队长梁必业见新来者一副胡子拉碴的模样，便摇头说：“带回去，我们宣传队不要胡子兵”。不一会，警卫员又把樊和一张纸条交给了梁必业，传达首长指示说：“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梁必业只好从命。后来的事实证明，樊文烈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工作积极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尤其是在宣传演出时扮演的老太太形象逼真、生动感人。他还把宣传队的一帮娃娃兵管理得井井有条。梁必业从心底佩服邓小平慧眼识真，不以貌取人。

抗日：横刀立马战太行

邓小平与山西的深厚情谊缘自抗日战争时期。东征之后，他从1937年9月再次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后在山西待了8年。从晋东北到晋西，从晋西到晋南，从晋南到晋东南，到处留下了他与山西人民共同战斗和生活的印记。

这次进入山西，邓小平以八路军政治部领导人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八路军代表的双重身份，先后在太原、五台和汾（阳）孝（义）地区，为动员第二战区民众，创建晋东北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初，邓小平调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同刘伯承、徐向前正副师长一道担负起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初上太行，邓小平等就机智果敢地指挥所部一举夺得了长生口战役、神头岭战役和响堂铺战役三战三捷的胜利，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紧接着，又奋战26天，经过以八路军为主的反围攻作战，胜利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企图用分进合击战术驱逐或消灭晋东南八路军的计划，歼敌4000余人，收复晋东南18座县城，终将日军全部赶出晋东南，造成八路军雄踞太行的威势。同时，刘邓等积极组建游击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部署主力部队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1938年12月下旬，刘邓率129师师部、386旅和先遣支队挺进平汉路以东冀南平原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从1939年1月至3月进行较大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在7月开展的艰苦的反“扫荡”作战，至8月底共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歼敌2000余人。1939年底，又率部发动邯(郸)长(治)战役，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座县城，攻占部分敌据点，打破了敌人的分割企图，使太南、太北两区又连成一片。至此，晋冀豫根据地发展到北接晋察冀地区、东北至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南至黄河的广大地区。1940年夏，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3个区的抗日工作。1940年8月，为粉碎日军的“囚笼”围攻，华北八路军所属部队在雨季对日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的“百团大战”。刘邓率38个团(未包括地方武装)历大小战斗529次，痛击了日伪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1941年以后，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邓小平针对性地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号召根据地军民以武装斗争为核心，正视困难，克服右倾情绪，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他同刘伯承精诚团结，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使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走在前面。从1942年起，边区军民持续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他身体力行，亲自带领机关干部开荒种地，在百忙中总结实践经验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同时，领导所属地区党组织广泛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有效推动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开展。

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统一领导晋冀豫、冀南、太岳和晋豫等四个区党委工作。1943年1月，他在涉县温村主持召开了中共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并作工作报告，系统总结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

1943年10月开始，邓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在艰苦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紧紧抓好对敌斗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这三项中心任务。此期间，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29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等，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方针。

在整风运动中，针对部分单位审干中发生的“左”的倾向，他反复强调要进行耐心细致的甄别平反工作。尤其是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他把整风运动紧紧抓在手上，坚持分局（后为北方局）党校整风班开学典礼必到并发表动员讲话，每天向党校负责人询问学习情况，重要节点还要给学员作重要报告。在讲话和报告中他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着力用党的历史教育干部。通过整风运动，晋冀鲁豫边区党的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邓小平把发展生产作为坚持根据地的保障，明确提出了“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战略任务。刘邓领导太行抗日根据地坚持两条战线同时作战，既抓军队的生产节约，又抓群众的生产救灾；既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又进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并通过持续的减租减息运动，有效带动了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1944年的太行区，蝗灾前所未有。邓小平率领根据地军民用军事歼灭战的方式，打了一场剿灭蝗虫的人民战争。与抗灾灭蝗和互助合作事业相辅相成，大生产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助推下，从1944年起，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率领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并且对一切可能夺取的敌占城镇和据点发动攻势作战。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也都主动出击，连续向敌伪发动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大规模扩大了解放区。截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刘邓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邓小平在山西抗日战场叱咤风云8年之久，领导华北抗日的革命历程丰富了他的政治思想，根据地建设、巩固和发展的斗争实践锻练了他的卓越才干。如果探本究源，应当说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沃土，是邓小平理论植根和发展的重要源泉。

决战：上党战役歼顽敌

就在全国人民对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一股内战的暗流已在涌动。阎锡山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其19军军长史泽波率19军、61军的5个师约1.7万兵力，从临汾、浮山、翼城向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区晋东南上党地区发动进攻。8月下旬，阎军占领了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以及被抗日地方武装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6座县城。

面对危局，为了保卫解放区，党中央决定发动上党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由延安飞返太行区，立即投入研究部署工作。从9月初开始，刘邓按照中央部署，“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发起了抗击阎锡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上党战役。整个战役由太行、太岳、冀南3区部队参加，6万余民兵、自卫队助战。主要采取了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整个战役行动前后经历了夺城打援、围城打援和追歼逃敌3个阶段，至10 月12日结束，共歼敌11个师及1个挺进队共3.5万余人，缴获24门山炮、200余挺轻重机枪和1.6万余支长短枪。此役不仅保卫了胜利果实，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而且有力配合了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重庆谈判。

视察：情系建设谋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身居要职的邓小平对他曾经长期战斗生活过的山西情感系之，深切关怀着的我省的革命、建设和发展，曾先后多次前来视察指导工作。

1957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来到他西北之行的第一站山西，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精神。邓小平先后给太原市中等以上学校部分师生和厂矿企业、省市机关部分干部作了两场报告。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要“面对群众，发现问题，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要天天看到人民群众”，努力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教育广大群众要提高觉悟，树立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

邓小平在南下途经太谷时，听取了县委书记靳广杰关于太谷作为全省商业体制改革试点县的改革做法和成效的汇报后，指出：“你们的这个经验很好，应该推广到农村搞试点”。在洪洞，他听取了县委书记王绣锦关于该县如何实施《1956—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的汇报后指示：“要充分利用洪洞的水利优势，发展水电站，搞好管理，提高效益”。到达临汾时他看到利用龙祠泉水种植的反季节蔬菜黄芽韭长势喜人，禁不住喜上眉梢，鼓励说：“要进一步开发龙祠水资源，把绿化搞上去”。

1964年春，在全国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等率同与苏共论战的“九评”写作班子，来到山西省大同市视察。此时中苏论战剑拔弩张、硝烟正浓。4月5日，邓小平建议：“这篇文章要费些力气，要有充分的材料，充分的论证，事实上站得住，理论上站得住。我们先观察一个时期，再来最后完成这篇‘九评’。‘九评’写作班子的秀才们从去年准备中苏两党会谈起，一直忙到现在，一年到头很辛苦，太紧张了，现在可趁观察一阵的时机，放松一下，索性离开北京休息一些日子”。邓小平一行人西行首站即大同。在此停留两天期间，邓小平和彭真等视察了装甲兵学院、海军198部队、大同机车厂、山西柴油机厂，参观了云冈石窟和上、下华严寺，观看了大同市文艺团体的演出，并听取了大同市委的工作汇报。

1973年6月，第二次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马里贵宾来到大寨访问。他兴致勃勃地登上虎头山俯瞰大寨，层层梯田和一排排崭新的窑洞、瓦房尽收眼底。看到这里大片茁壮成长的玉米和谷子长势喜人，邓小平一行啧啧称道，十分高兴。随行的大寨村干部贾承让介绍说，大寨去年遭遇了罕见的干旱，但是经过群众的艰苦奋斗，仍然取得了丰收，粮食平均亩产达到997斤。在参观了蓄水池、旱井等水利设施和饲养场后，邓小平陪同贵宾步入大寨村走访村干部和群众家庭，在与村干部座谈结束时，他感慨地说：“大寨20多年来取得的惊人成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预祝大寨取得更大的成绩”。

1975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又来到山西，出席在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9月15日晨，他乘火车抵达阳泉车站时，对前来迎接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要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开幕式上，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他刚开始讲话，整个会场即爆发出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他的讲话没有讲稿，却胸有成竹，条理分明，长达1个小时。

一向尊重客观实际和敢于揭露矛盾的邓小平，在讲话中讲到了严峻的农业形势，讲到了各方面的整顿问题。他指出：25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作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但是，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头脑要清醒，要鼓干劲，不仅路线要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周总理在四届人大讲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从明年起，25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够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他还着重强调了搞好农业的重要性：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而更加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因此，首先必须下大功夫、花大力气抓农业现代化。只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农业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讲到这里，他联系实际，尖锐地剖析了整个农业形势。他说：“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到目前，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据22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计算平均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60几块。四川倒数第二，90几块。这行吗？类似四川100块左右的还有好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账。这种状况，我们能满意吗？”邓小平的慷慨陈词，极大地震动了与会代表。他要求全国各地“把农业放在第一位”。随即，他将语气缓和下来，把话锋又转到农业学大寨上来：“我跟外宾吹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有地方搁了。据说现在全国有300个县学大寨程度不同地比较好。但是，这300个县是不是都能像大寨那样，25年如一日？全国2200个县才有300个县，太少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求有更多大寨式的县”。最后，他强调说，学大寨“有个真学、假学、半真半假学的问题”。“希望3000多名代表都要真学，就是300个先进县的代表，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即使赶上了大寨、昔阳的地方，也要继续认真地学。大寨、昔阳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不满足自己，我们要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来学大寨”。

在这次会上，邓小平还明确强调“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他以有力的气势明确指出：“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在这里，邓小平大讲整顿，明确地提出对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整顿的方针，其实质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这给期待纠正“左”的错误的亿万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山西人民再次有幸目睹了他刚毅、亲切的音容笑貌，聆听了他的谆谆教诲。无疑，邓小平在山西所作的讲话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既实事求是，又高瞻远瞩、发人深省。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虽未亲临山西，却依然关注着山西的改革发展。比如，他曾对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开办给予了极大支持，先后5次亲自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哈默博士，促成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这项最早最大的利用外资项目，拉开了中国利用外资乃至对外开放的大幕。

（作者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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